听纪登奎闲谈人物,李先念为何要打到邓小平

日期:2019-09-07编辑作者:军史

戴季英是当之无愧的开国元勋,曾领导了黄麻起义,开创了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在鄂豫陕战功显赫,长征时牵敌20万……

威尼斯手机娱乐官网 1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 上海造反派头头徐景贤在香港出了一本名为《文革十年》的书,其中写道,李先念向毛主席告状,要打倒邓小平,而且带头围攻邓小平。这是为什么呢? 陈云邓小平李先念商讨“交班”适宜 1986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987年10月在北京召开。 岁月不饶人。在主持十二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局常委中,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三位都已进入耄耋之年。党的领导集体必须尽快实现新老交替,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三位老人的脑海里…… 陈云约邓小平李先念到家里秘密长谈 十二届六中全会开完不久,几位与陈云、邓小平、李先念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相继离开人世,让他们感慨万千。 1986年10月30日,陈云同志同邓小平、李先念同志在一起。陈云、邓小平、李先念1986年10月30日上午,邓小平和李先念按约来到陈云家中,三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秘密谈话。 三位老人单独相会,这是很难得的事,身边工作人员赶紧为他们拍了几张照片。还没等身边的人忙完,陈云便将工作人员支出了办公室。这次谈话,意义非同寻常,谈话内容的重要性,从陈云的警卫员赵天元后来回忆的片断中可以反映出来: 我刚走到值班室,电铃响了,我又赶紧转回,打开办公室门,看到李主席已起身往门口走,见我进来,三位老人都高声说:“烟,拿烟。”我赶忙向邓小平的秘书张宝忠要烟……谈话结束,邓小平和李主席走后,我看见烟灰缸里有六个过滤嘴烟头,邓小平在80分钟内抽完了6支香烟。 在这三位老人中,只有邓小平一人抽烟。医生早要求邓小平尽量不要抽烟。可陈云、李先念都如此急迫地为邓小平找烟,由此可见谈话内容必定涉及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谈话是秘密的,除了他们三人外,外人无法知晓,连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内情。 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发生重大人事变化,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 自10月份公开出席韩先楚、刘伯承、叶剑英等人的追悼会后,陈云一直未公开露面。这就引起了外界的种种猜测,尤其是境外舆论,纷纷预测中共领导层将在十三大时作何种变化。 就在这个时候,一本很有影响力的经济类杂志《国际金融研究》,在1987年第1期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全文发表了1973年6月7日《陈云同志在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的谈话》;另一篇是该杂志特约评论员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取的是陈云当时的原话:《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 这两篇文章在2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些人看出了点门道:这个时候发表陈云的这些东西,表明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共产党并不会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改变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政策。 陈云“植树辟谣”邓小平直接答疑 1987年3月中旬,久不出门的陈云从北京悄然来到杭州。他也知道了外界对自己有关“重病在身”的种种猜测。看来,露不露面还真的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 4月4日,杭州迎来了入春以来少有的晴天。上午10时左右,陈云从住地乘车出发,前往位于杭州西郊被列为西湖新十景之一的云栖,准备与干部群众一起植树。 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云栖竹径”碑亭旁。这里还是有些凉意,但兴致勃勃的陈云却脱下大衣和帽子。警卫员关切地说:“天凉,可以戴上帽子。” 陈云这次来,除了参加植树外,还有一层“辟谣”的意思。所以他说:“戴帽子照相看不清楚。” 几天后,薄一波到杭州看望陈云,两人一见面就谈起了前几天植树的事。薄一波兴奋地说:“我在电视里看你种树使劲还挺大哩牎” 陈云自豪地笑着说:“台湾报纸说我‘半身不遂’,香港报纸说我是‘重病在身,卧床不起’。老汉走路还可以嘛,还可以种树嘛。” 薄一波明白了陈云的用意,称赞说:“植树辟谣,谣言不攻自破呀。” 尽管有关陈云的谣言不攻自破了,但外界还是猜测不断,也有外宾亲自向邓小平打探过这方面的消息。 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时,作了这样一番解释:“有人说我们改变了方针政策,那是一种误解。我相信我们的政策将会更好、更顺利地得到贯彻……今年下半年,我们要召开党的十三大,大家看了十三大的结果就会清楚。最近发生的中央人事变动不会影响我们前进的步伐。” 在主持十二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局常委中,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三位都已进入耄耋之年。党的领导集体必须尽快实现新老交替,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三位老人的脑海里……1986年10月30日上午,邓小平和李先念按约来到陈云家中,三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秘密谈话。 4月20日,印共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来访,他直接问邓小平:“有报道说,您在十三大的时候要退职?” 邓小平回答道:“我讲了几年了,但反对的人太多。不过我还要坚持,恐怕还是半退。我提出,政治局常委恐怕我不参加了,保留一个职务。” 对方又问:“您还将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吗?” 邓小平回答:“没最后定。我现在还有两个职务:一个是中央军委主席,一个是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保留一个就够了。好处就是让别人做,特别是让年轻人做。另外,保留一个半退的形式,还可以起原有的作用。还有一个好处,可能多活几年。” 陈云的“两年计划” 离十三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5月17日,陈云由杭州返回北京。回京后,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两方面:一是参与十三大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制订;一是抓紧找一些中央一线领导谈话。到了1987年七八月间,由于连续找人谈话和思考十三大前后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陈云感觉很疲倦。 得知陈云身体欠佳,一些老朋友纷纷问候。8月7日上午,李先念专程来陈云住处看望。谈话中,李先念开玩笑地问陈云:“你估计自己还能活几年?”陈云根据自己前些年为身体制订的“两年计划”回答:“我想两年应该没问题,但要保证不摔跤,不在外面吃东西,回自己家吃。” 9月6日,陈云到邓小平家参加中央决策层会议。散会后,杨尚昆关切地问陈云:“陈云同志,身体还好吧?”陈云轻松地说:“死不了,还可以再活两年,要保证不摔跤。”杨尚昆鼓励说:“还可以活10年。”陈云没有10年的打算,回答:“两年就行了。” 一旁的李先念也为他鼓劲:“要作个‘五年计划’嘛。”陈云还是坚持自己的估计:“不,只作‘两年计划’,我这是滚动式的计划。这样更实际点。”他边说边用双手做了个交替向前滚动的动作。 9月29日,薄一波来陈云办公室商谈工作。临别时,薄一波也叮嘱:“要多保重身体。”陈云笑道:“还是按我的计划来,只作‘两年计划’。50年代我的身体就是‘木炭汽车’,我的身体是脆弱的平衡,能活到现在就不容易。”薄一波佩服地说:“柳宗元有句话,叫‘精壮暴死,久病延年’。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你的身体就属于‘久病延年’呀。” 党内不同意三位老人只好“半退” 10月19日,由陈云担任第一书记的中纪委在北京召开了十三大前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后,陈云将不再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为让大家理解自己的想法,陈云在会上作了说明,他还公布了1986年10月与邓小平、李先念那次秘密谈话的核心内容:“去年10月,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198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陈云以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身份走上主席台…… 大会的主题报告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了这个报告的起草、修改和定稿,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花费了大量心血。后来,当代表中共中央作这个报告的中央负责人犯了政治错误时,有人对这个报告也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对此,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都主张:这个报告,不是哪一个人的,它代表了中央的集体智慧。 十三大结束后,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一起,退出了中央工作的第一线。由于还不能“全退”,陈云参加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 11月2日,已退出中央委员会的陈云,列席了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全会决定邓小平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顺利实现了新老交替。 李先念为何要“打到”邓小平? 1975年下半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拒绝对“文革”作出“七分成绩,三分缺点”的评价,使得毛泽东下决心“批邓”。 然而,许多老干部仍认为邓小平是正确的。当时担任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张震在一次会议上见到邓小平。张震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表情十分坚毅。我问他身体好吗?他说:‘还好。’我说:‘你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小平同志沉思着,没有吭声。我想,他一定明白了我话中的意思。” 确实,张震的意见,邓小平听进去了。在一次外事活动后,候机室里有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吴德等人,邓小平见没有“四人帮”的帮派成员,就说:“毛主席已经对我不满意了,下一步就要批我,把我打下来。你们这几个人在毛主席面前要带头批我,与我划清界限,目的是保存实力。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位置都让‘四人帮’占了。如果你们为我打抱不平,受到牵连,都垮了,问题就严重了。” 不久,毛泽东接见另外一批外宾,李先念、汪东兴等人陪同。活动结束后,正好江青等人前来告状。毛泽东见状故意问李先念和汪东兴:“小平最近在做什么?他思想怎么样?”李先念说:“小平同志的思想转不过来,他有固定的思想,对文化革命有抵触情绪,这个情绪我们大家都有,都受影响。所以我们要批评他,帮助他。”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指着江青说:“你老说邓小平可以把他们都统起来,你看李先念就站过来了,他就不是邓小平一伙的么。”随即,毛泽东作出严格的规定: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批邓小平一个人,李先念、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统统不能动。 后来,上海造反派头头徐景贤在香港出了一本名为《文革十年》的书,其中写道,李先念向毛主席告状,要打倒邓小平,而且带头围攻邓小平。殊不知,这恰恰是邓小平的锦囊妙计。几个月后,在粉碎“四人帮”的关键时刻,正是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进入专题: 纪登奎  

在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前,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议题和文件。其中,为刘少奇平反和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辞职,是最为重要的内容,这几位过去都是华国锋政治路线的支持者。中央政治局表决结果,以绝对多数票同意他们四个人辞职,并提请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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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英表现得英勇无畏,沉着冷静,指挥若定、百折不挠。尤其在抗日战争中,其表现更是可圈可点。抗战爆发后,戴季英被中央派往大别山,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副司令员。

赵树凯 (进入专栏)  

1980年2月24日,叶剑英在五中全会上就成立中央书记处的问题发表讲话,叶剑英指出:重大问题应当由书记处这个集体而不是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作出决定。中央书记处的成立,无疑是将华国锋党政军集一身的大权分解出来一大块。2月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的所有决议全部通过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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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前,中央常委经过多次讨论,一致认为应把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进行调整。决定补选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同意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兼职,而由赵紫阳接任。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提议,解除了华国锋的总理兼职。从权力配置上看,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这样重要的职位由一个人兼任并不合适,这一变动,即使是在华国锋没有错误的情况下,也应属正常调整。在这一事关重要的总理人事变动同时,邓小平宣布他和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等人亦不再兼任副总理职务。而另一位副总理陈永贵也提出了解职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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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6月高敬亭被错误处决后,戴季英曾任代理司令员。其后的两年中,戴季英带领第四支队与日寇作战大小数百次,重创日军。

  

1980年11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发言说:国锋同志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也应该说是一个老同志了。国锋同志也是一级一级上来的,40多年来,国锋同志也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我看也是应该肯定的。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确实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做出的贡献。胡耀邦在谈到华国锋同党同人民的关系摆得很不正确的时候,将他的表现列举了五条,即:

  在中共党内,被毛泽东从基层破格提拔到中央重要职位上且显赫多年的人物并不多,纪登奎就是其中一个——他与毛泽东风云际会,在政坛上红了20多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到批评,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他的辞职请求之后,才从政治舞台黯然退出。

解放战争期间,戴季英再立新功。1946年7月,中原突围战役开始,戴季英、李先念、郑位三、王树声等粉碎了国民党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的企图,赢得了解放战争首战的重大胜利。

   那两年,纪登奎与我的交谈,主要在出差路上、茶余饭后,或者去他家送取文件时。绝大多数情况是,他在说,我在听。闲谈中,我偶尔会提点问题,他也偶尔停顿一下,问我什么看法。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他常常忽略不理,该怎样讲还怎样讲。但是,对于我提出的看法,不论多么幼稚可笑,他都神态很专注地听。现在想来,我们这种交谈既不是平等对话,也不是访问或采访,更不是严肃的问题讨论,而是一位老者对于一位晚辈的“闲话”。这种闲话状态,如果加入一种历史沧桑感,就使我联想到唐人元稹的诗—“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第一条,对个人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上,表现得很不正确。

  【专列上的“六问六答”】

戴季英在陕北肃反中犯下了极大的错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得知陕北肃反的具体情况后,立即派遣国家政治保卫局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党中央去瓦窑堡接管戴季英控制的保卫局,并传达停止肃反命令。王首道等人经过仔细调查,纠正了肃反时期强加给刘志丹等的“罪名”,并且很快释放了被捕的刘志丹等人。

   显然,把晚年纪登奎比作“白头宫女”是不恰当的,他不是皇上恩宠的宫女,而是权倾一时的中央领导人。我的这样比附并无任何不敬之意。但是显然,晚年纪登奎,生活是寂寞的,心情是寥落的。他所说的很多高层往事,其实是一种闲话。老年人的闲话,其实不在乎谁在听,或者说,朦朦胧胧的孩童也可以称为说闲话的对象。他说的很多事情,我当时确实也朦朦胧胧,但是,有些内容我知道也许重要,所以我在谈话后有所记录。在四分之一世纪后的今天,这些闲话如果琢磨起来,也许可以理解出某种深意。在这里,我选择几段略作铺陈。

第二,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一开始,或者叫一起步,国锋同志就离开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

  1951年春天,毛泽东乘专列沿京广铁路南下视察,途经许昌时停车听取许昌地区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这是时任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纪登奎第一次见毛泽东。在专列上,纪登奎扼要地介绍了许昌地区的历史文化、乡土风情、资源物产等概况,汇报了土改、治淮、抗美援朝、农业生产和宣传等方面的工作。

毛泽东随后严厉批判搞“肃反”的人害了“疯狂病”。在批评戴季英时,戴不服进行了辩解。周恩来忍无可忍,怒斥戴季英道:“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第三条,在干部方针上,脱离了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志。

  汇报结束时,毛泽东突然问他:“你挨过整吗?”纪回答:“挨过,挨过两次。”

解放后,戴季英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无视党组织的纪律,居然伸手向毛主席要官。

   (一)闲谈周恩来

第四条,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确实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

  毛泽东说:“我挨过三次,比你多一次。”并说“挨点整,有好处。”接着提出二问:“人家整你,是整对了,还是整错了?”

1951年底,时任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的戴季英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信,对河南省委领导进行了攻击,要求让自己做中央委员、河南省委书记。毛泽东主席看了戴季英的要官信后,大为震怒,怒不可遏的大骂“戴季英已经不可救药了。”

   纪登奎在闲谈中经常说到周恩来,就话题频率而言,也许仅次于毛泽东。

第五条,在突出个人问题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

  纪说:“整错了。两次都整错了。”并简略叙述了自己在冀鲁豫两次挨整的经过。

毛泽东当即给中央办公厅批示:“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XLW

   关于周恩来,纪登奎讲述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掩面而泣,以至于抽泣得肩头都在抖动。当时,纪登奎和周恩来在一起,但是,周恩来似乎已经情难自已。纪登奎说,他当时非常吃惊,试图劝慰周恩来,并说,林彪问题已经暴露,应该感到高兴之类的话语。但是,周恩来并没有理会纪登奎的安慰,也没有对纪登奎解释什么。纪登奎讲这个情景时,我曾急切地问:“周总理为什么哭?”纪登奎并不回答,只是继续他的话题。据我所知,纪登奎曾对几个九号院同事说到这件事,但从来没有正面解释过周恩来为什么哭。

此外,胡耀邦也谈到了经济问题,认为一个高指标,一个大轰大嗡,华国锋也负有责任。鉴于此,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因此,国锋同志自己提出要辞去这两个职务,我觉得好。这对党、对华国锋同志自己都有好处。

  毛泽东三问:“那么,你整过人么?”纪坦诚地回答:“整过。整人比我挨整要多。”

所谓正国级,就是国家级正职,职位包括: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军委主席,还有以上职位之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从一般理解来说,周恩来掩面而泣的原因可能多种。可以理解为是为我们党多灾多难而哭,也可以理解为林彪的悲惨命运而哭,还可以理解为,周恩来因为林彪的死想到了自己的伤心事,等等。在以后的闲谈中,纪登奎说到周恩来和林彪,依然不直接解释有关哭泣的事情,但是,我从他的话语之间可以听出,在纪登奎看来,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并非一般文件表述得那样,或者说并不能简单地说周恩来如何同林彪集团斗争,相反,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相当好,尤其是在“文革”开始以后,周恩来与林彪有很多相互支持配合。纪登奎多次提到:“林彪事件以后,周总理的处境更难了。”周恩来自己有时候也若明若暗地发出类似慨叹。我有时候胡乱猜想,莫非周恩来是想到林彪之后自己的处境会更难,所以才悲从中来,掩面而泣?

在1980年的11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许多人都建议邓小平担任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婉言谢绝。他认为,在60多岁人当中,胡耀邦政绩显著,所以力荐胡耀邦担任中央主席并对胡耀邦说要“当仁不让”。1980年12月5日,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天。华国锋发言,表示欢迎对他的批评,并再次提出辞去现任职务。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正式辞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但仍保持了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常委的职位。1982年,中共十二大时,华国锋保持了中央委员的席位,但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

  毛泽东四问:“整错过没有?”纪说:“有,也整错过。”

前面的六个职位很好理解,谁担任谁就是正国级,但除了这六个职位,还有一个标准,就是政治局常委,只要进入常委,也是正国级。

   纪登奎还讲过向毛泽东汇报林彪专案的一件事。林彪事件后,纪登奎主持林彪专案组日常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叶剑英和纪登奎一起向毛泽东汇报林彪专案。纪登奎说:“主要是我向主席汇报,因为我是具体抓这个专案的,总理和叶帅主要是一起听,后边也讲讲。这次汇报,我主要汇报有关人员的审查情况,特别讲到林彪集团意图谋杀主席等情况”。令纪登奎诧异的是,毛泽东听了纪登奎的汇报后,并没有就案情本身问什么,而是说:“纪登奎啊纪登奎,你头上少了几根白头发。不像我、恩来、叶帅,老奸巨猾。”纪登奎听了毛泽东的话,很是不解。汇报结束出来后,纪登奎问周恩来:“我刚才的汇报是否属实?”周恩来说:“是!”纪登奎又问:“主席信不信?” 周恩来说“信!”纪登奎再问:“那主席为什么说我少几根白头发?”周恩来不再直接回答纪登奎的疑问,而是说了一句:“你刚来中央,还不适应高层政治生活。” 这句话含义并不清楚,但是确实意味深长。纪登奎听到这里,就不再问什么。我当时问纪登奎:“您后来是否弄清楚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意思?”纪登奎看我一眼,并不回答我。

1987年,中共十三大,华国锋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华国锋继续当选中央委员,至此他已是连任七届中央委员。

  毛泽东突然又严肃地第五次发问:“你杀过人吗?”纪登奎一怔,随即答道:“杀过人。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杀了不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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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说纪登奎“还不适应高层政治生活”,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后来的闲谈中,我们还聊到这样的问题。纪登奎说,周恩来从来没有解释过,对他来说,一切要依靠自己来理解领悟。在当时的中央高层,不仅那些资历深的领导人不会在这些方面指点他,而且,对于一些重大专案处理,高层领导中从来没有个人之间的意见沟通和交流。纪登奎说:“像林彪事件这样的问题,在我和周恩来之间,还有在其他政治局委员之间,除了会议上讨论,我们个人之间从来不议论。在会上的讨论中,政治局委员们说到林彪问题,都是按照主席定的调子说话,从来没有人说半个不字。周总理或者其他中央领导人,从来不说他们个人对于林彪事件的看法。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周恩来自己对于林彪事件有些什么想法。”纪登奎说的领导人之间若有若无的交流沟通,也许就是“高层政治生活的”特点之一吧。

邓小平评论华国锋时指出:“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一代,就是‘两个凡是’也是继承了毛泽东晚年的治国方略。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

  毛泽东第六次发问:“杀错过人吗?”纪答道:“也有杀错的。”并解释说“那是在情况紧急时发生的,没有来得及做调查就把人杀了”。随即检讨:“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现任的领导人的职位情况大家都很熟悉了,咱来看看老一辈革命家的情况。

  

晚年的华国锋,生活很有规律,心情很平静。偶而外出转一转,有时过年过节也看看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

  毛泽东连续发出的六问,看似闲谈,实则是对纪登奎的经历、水平、胆识、人品等诸多方面进行的一次多方位、深层次的考察和面试。面对毛泽东的六问,纪登奎没有张口结舌,没有刻意回避,没有顾左右而言他,更没有假言蒙骗,而是在总体上做了实事求是的回答,毛泽东甚为满意。

在建国初期,六大职位基本上是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担任,毫无疑问都是正国级干部。比较特殊的是任弼时,虽然没有担任那六大职位,但属于著名的“五大书记”之一,也就是后来的政治局常委,也属于正国级。

   (二)闲谈华国锋

  毛泽东离开许昌到了武汉,他要中南局负责人王任重派人调查、总结许昌地区宣传工作的经验。王任重找来中南局宣传部宣传处长郭小川,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他去完成这个任务。郭小川马上到许昌调查,很快写出《中共许昌地委宣传工作》一文,在195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日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学习许昌地区经验,做好党的宣传工作》的社论。这样一来,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引起全国的关注。5月,纪登奎应邀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并向与会代表介绍了许昌地区宣传工作的经验。毛泽东称赞道:“我党的宣传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还有陈云,因任弼时身体不好,在他养病期间,都是由陈云代理他的工作,等到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病逝后,陈云正式入选五大书记,自然也是正国级。

   我从闲谈中得知,晚年纪登奎保持联系的高层领导人主要是李先念和华国锋。“文革”期间,纪登奎与华国锋、李先念都是国务院副总理,若干年一起工作。纪登奎到九号院的时候,华国锋已经退出现职,李先念则是政治局常委和国家主席。关于他们之间的个人往来,纪登奎很少正面说。一般都是在我们聊到某件事情,或者某个问题的时候,他才说到,前段时间见到谁谁,谁谁怎么说。我是从这些话语间知道他们有所来往。

  会议结束不久,年仅28岁的纪登奎被任命为中共许昌地委书记。

比较典型的还有李富春、陶铸等人,虽然只担任过副总理,但因入选过政治局常委,也属于正国级。

   华国锋与纪登奎是山西同乡,参加革命的资历也相当,但抗战时期他们似乎并无工作交集。华国锋进入国务院工作比纪登奎晚一年,进入政治局则比纪登奎晚四年。华国锋调来中央之后,曾经一段时间内接替纪登奎管分管农业。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请毛泽东确定一个人牵头处理国务院工作,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就叫华国锋带个头,邓小平专管外事。2月初,中共中央发出当年一号文件,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久,纪登奎被确定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华国锋调来北京是在1971年2月。当时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名,同华国锋谈话,将华从湖南省调到国务院业务组任副组长,接替纪登奎负责财贸、农业、国务院值班室(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等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段时间里纪登奎不再分管财贸、农业和值班室,主要是为了有更多精力管中央组织部、领导干部专案等党务系统的事情。这年九月中旬,即“9.13”林彪事件爆发以后,纪登奎主要精力是负责林彪事件的调查处理。就分管农业而言,华国锋、陈永贵、纪登奎在工作中曾有交替或者交叉。

  此后一直到“文革”前,毛泽东到河南十多次。每次去,毛都要把纪登奎找来,听他汇报。由于毛的赏识和信任,也由于纪登奎的工作出色,到“文革”开始时,纪登奎的职务已是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了。不久他又被提拔到中央,一再委以重任——这一切,都起源于专列上的成功“面试”。

那么,有没有夫妻二人都是正国级的呢?还真有,就是周恩来与邓颖超。

   在与纪登奎闲谈中,我曾经说:“华国锋在位时搞个人崇拜,宣传英明领袖,到处挂像,还有歌曲,这个太不像话,连我们这些学生都觉得不合适。”纪登奎说:“你不懂,这个事情不是华国锋自己搞起来的,也不是他要搞起来的。是叶剑英搞起来的,他在会上做出一些宣传华国锋的部署,华国锋本人,还有我,都表示过不合适。但是,叶帅说,这不是为了华国锋个人,这是从党的事业全局考虑。这样,我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当然,后来讨论华国锋辞职的那次政治局会上,叶帅也做了反思和检讨。他说他是领会了毛泽东临终时的意思,出于要辅佐华国锋的考虑。打倒四人帮以后,有一段是我在分管宣传工作,但很快就调整了分工,不让我分管宣传了。”当时,我有些将信将疑。但是,后来也看到听到一些别的渠道的信息,特别是看了邓力群回忆录中所谈的政治局会议情况,才觉得纪登奎所言不虚。

  【“老朋友”的来历】

周恩来不用说了,已经成了总理的代名词,邓颖超虽然在我党的地位一直都很高,但周恩来为了避嫌,一直不同意她担任高级职务,所以在周恩来生前,邓颖超一直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央委员。

   纪登奎很少正面评价华国锋,从言谈中流露出,他认为,华国锋决定抓“四人帮”显示了魄力和胆量,令人刮目相看,但是,接下来的许多事情没有处理好,整体来看领导能力不行,特别是重要关口缺乏担当。在纪登奎看来,华国锋很快就下台是顺理成章的。

  毛泽东生于1893年,比生于1923年的纪登奎整整大30岁,应该说属于两辈人。然而,毛泽东却公开称纪登奎为“老朋友”,从此,“老朋友”就成了纪登奎的外号。这在中共党内极为少见。

但周恩来去世后,因邓颖超的地位和功勋,很快就被提拔起来,于1983年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成为新中国唯一一位女性正国级领导人。

   关于纪登奎和华国锋的私人关系,似乎也不是外界传出的那样紧密,甚至他们之间有某些不睦,但是,又无法说清楚。纪登奎说,在华国锋担任最高领导人不久,他在一段时间里分管过宣传,但是很快也被调整了。后来,他也不再分管中央组织部,主要是移交给了汪东兴。也就是说,在华国锋主政期间,他实际上从党务系统的领导权中淡出了。显然,不再分管意识形态和组织人事,是对纪登奎权力的削弱,或者说是在高层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下降。但是,这种权力格局调整,是因为华国锋对纪登奎的信任发生问题,主动做出高层分工重组,还是华国锋在当时情形下不情愿做出的某种妥协,或者说是出于某种需要而一定程度上牺牲纪登奎的权力?这似乎很难说清楚。按纪登奎在闲谈中的说法,高层权力的纷争,权力格局的分配重组,逻辑十分复杂。结成同盟的未必是朋友,有时候,通常关系不睦的人可能也会成为一时盟友,是为了特定的需要;有时候,牺牲某些权力是为了维持大局;有时候,重用某个人是为了争取或者平衡一个派系。

  这个外号源于1967年,地点不是许昌,而是郑州。在“文革”的高潮中,1967年9月22日,毛泽东在从南方返回北京的途中,经过郑州时稍作停留,河南省党政军负责人刘建勋、王新、纪登奎应召登上毛泽东的专列。毛泽东见到纪登奎,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纪登奎,老朋友啦!”这就是毛泽东第一次称纪登奎为“老朋友”。

另外,丈夫是正国级,夫人是副国级的也有不少,比如毛主席与江青,朱德与康克清,林彪与叶群,李富春与蔡畅。

  

  毛泽东第二次称纪登奎为“老朋友”,是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上。

父亲是正国级,儿子是副国级的也有,比如叶剑英、叶选平父子,叶剑英是人大委员长,叶选平是政协副主席。还有陈云、陈元父子,陈云是五大书记之一,陈元也是政协副主席。

   (三)闲谈胡耀邦

  1969年4月,纪登奎出席了中共九大。4月14日,毛泽东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首先通过了政治报告和新党章,然后是大会发言,先后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 9人发言。轮到纪登奎发言时,毛泽东扭头往身后的主席团成员席上扫视,没有看到纪登奎,于是问身旁的周恩来:纪登奎同志在哪里呢?周恩来指着前面的代表席,说:纪登奎同志在下面。这时,纪登奎从代表席上站起身,走向主席台发言席,当他走到毛泽东面前时,毛微笑道:请你讲话。然后,毛泽东向大会全体代表说:他叫纪登奎,是我的老朋友,山西人,长期在河南工作。

另外,陈云的两个亲家也都是正国级,大儿子陈元的老丈人是刘华清,入选过政治局常委;二儿子陈方的老丈人是宋任穷,虽然在职务上是政协副主席,也没有入选过政治局常委,但作为跟陈云并列的中共“八老”之一,在退休后也享受正国级待遇。

   1987年,中国政坛最大的事情是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辞职。这个春天,我随同纪登奎外出调研,有更多机会听纪登奎议论当时政局,特别是听他与一些高级干部一起议论政局,其中的焦点话题是关于胡耀邦。关于胡耀邦,纪登奎有一些直接评论。

  听到毛泽东的公开介绍,容纳1512名代表的会场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在这次大会上,纪登奎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纪登奎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显然,“老朋友”的称呼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最后,在开国将帅中,有哪些人是正国级呢?

   有资料显示,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尖锐批评过纪登奎等人。在纪登奎辞去政治局委员之后,胡耀邦曾经在批评华国锋的时候,也间接指责了纪登奎。1980年11月19日,在讨论关于华国锋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讲了这样一段话:“我赞成这么一个说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或者至少一年,国锋同志主要依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吴德同志。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包办一切,明天要发表什么东西,连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飚同志也不知道。这种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帮以前的那个方法”。(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三联书店2013年4月第一版第43页)。从胡耀邦的这段话来看,纪登奎曾紧紧追随华国锋,或者说华国锋曾密切依靠纪登奎,而且时间上“至少一年”。但是,后来为什么不再“依靠”了,原因似乎不清楚。

  【缘何获得赏识?】

说起来也很有意思,共有六个人,元帅中有三位:朱德、林彪、叶剑英,大将没有,上将没有,中将也没有,但在少将中出了三位:李德生、汪东兴、刘华清。

   纪登奎说到,在他辞去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之后,大概是1982年前后,也就是来九号院当“研究员”之前,胡耀邦曾经找他谈话,主要是谈工作安排问题。“耀邦找我谈话,问我是否愿意去河南工作。我对耀邦说,河南是我的老地方,建国以后长期在那里工作,各种关系比较复杂,回去工作不方便。所以,我不想去河南。这件事情后来就算了”。纪登奎又说:“我还对耀邦说,当年我与你谈你的工作安排,想让你去西北工作,你不是也说那里有些复杂的历史原因,你表示不愿意去吗。”纪登奎说,1973年,毛泽东让他找胡耀邦谈话,准备安排胡耀邦到甘肃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但是胡耀邦拒绝了,说自己不适合去西北,是由于历史原因,过去在那里有一些是是非非。纪登奎说:“耀邦当了总书记以后,事情轮转回来。当年是我找耀邦,谈耀邦的工作安排,现在是耀邦找我,谈我的工作安排。我们又说到当年的这件事。耀邦表示,他当时不愿意接受到甘肃工作,是因为对当时政治形势已看破,不想出来工作,就找了历史因素做理由。”纪登奎说起与胡耀邦的这次谈话,议论到:“当年耀邦不愿意到甘肃,很可能是出于对于当时政治局势的判断,出来也很难工作。但是,原因也可能更复杂,不排除他认为甘肃省委书记的职位安排不够重用”。

  回到列车上的召见。据纪登奎晚年回忆,这样的召见有13次之多。不少人据此认为纪之所以获得毛的赏识,主要是由于纪幸运地到了专列。但是,光有机遇显然不够。毛泽东在河南曾同时召见纪登奎和路宪文,但两人的表现和结果迥然不同——

这三位少将都入选过政治局常委,最早的是李德生,时间是1973年8月;第二位是汪东兴,时间是1977年;第三位是刘华清,时间是1992年,但当时的刘华清已经是上将了。

在胡耀邦辞去总书记不久那段时间,纪登奎与老朋友交谈时,与我闲谈时,多次说到对于胡耀邦的看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南下的专列从郑州开向信阳,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也曾应召登车汇报工作,但他总是说不到点子上。毛泽东兴味索然,很快就让他下车。而这时本该下车的许昌地委书记纪登奎,毛却不让下车。路宪文事后埋怨办公室的秘书们“不会弄材料,还是人家老纪会说,毛主席听得不让走”。

更巧的是,这三位开国少将竟然还是同龄人,都生于1916年,而且三人还都是高寿,李德生和刘华清去世于2011年,95岁,汪东兴更是活了100虚岁,2015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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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毛泽东问路宪文:你所管辖的地方既然有一个上蔡县,理当还有一个下蔡喽?路宪文紧张地说:报告毛主席,我学习得不好,不知道有没有下蔡。毛泽东又问:你那个信阳州里,宋士杰告状的文庙还在不在?路宪文又赶紧答道:报告毛主席,我学习得不好,不知道。毛泽东说,好了,你谈谈工作吧!路宪文就赶紧汇报说怎么发动群众,怎么发明创造,过去蒸着吃的红薯,现在可以蒸馍馍、包饺子、做点心……毛泽东终于不耐烦地说:你说了半天,不就是一块红薯么?!

另外,1916年还出生了一位正国级,就是万里,曾经担任过人大委员长。而且,万里跟汪东兴同一年去世,都活了10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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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地委秘书们告诉路宪文:新蔡建县时间晚于上蔡,地势较低,应该就是“下蔡”了;地委办公室后面的老古董房子,就是过去的文庙。路宪文恼羞成怒地说:你们给我准备的材料上有这些吗?就是这个路宪文,在担任信阳地委书记期间,急功近利,虚报浮夸,在1959年闹出了震惊中外、饿死百万民众的“信阳事件”,被撤职查办,落了个身败名裂。

我父亲纪登奎于1988年7月因突患心脏病去世。1989年前,我还在外地工作,只是过年过节回北京探亲。父亲下台多年了,工作不忙,空闲时间很多,父亲是个话很多的人,甚至有点太多,这也许不太适合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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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登奎就完全不同了。他工作比较深入、务实,掌握实际情况,善于搞群众运动。早在1943年4月,冀鲁豫边区党委书记黄敬主持召开大会,总结几个月来的群众运动。会议期间,二地委向黄敬汇报了纪登奎在鄄北搞群众运动的做法,引起了黄敬的重视。他当即派人通知纪登奎参加会议,并要他在大会上介绍经验。纪登奎从访贫问苦、同吃同住、扎根串连、申冤诉苦,讲到建立农会、成立支部、民选村长、整顿民兵、分半减息、二五减租,等等,讲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与会听众称誉他为冀鲁豫边区的“群运专家”。会后,边区各地县纷纷派人到鄄北参观学习。黄敬对纪登奎倍加重视,经常通知这位年仅20岁的小伙子参加区党委的有关重要会议。

不过,这倒使我有机会间间断断地听他谈过不少他在政坛经历的一些往事,尤其是他上台下台、任职辞职前后的情况,印象很深,至今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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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跃进”运动中,各地争先恐后地“放卫星”,虚报浮夸盛行,造成严重后果。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使“大跃进”中的错误更加严重。纪登奎害怕把农村搞乱,但又顶不住上面的压力,在不得不贯彻上级指示、集中各级干部开动员大会时,他采取迟迟不散会的办法,以延缓反右倾会议的精神传达到基层。

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

  “大跃进”期间,仅信阳一地非正常死亡就逾百万,而洛阳地区基本上没有饿死人的现象。1960年冬天,在河南考察的陈云听说这个情况,问纪登奎这是怎么一回事。纪登奎说,我这个办法叫两本账,上边布置那个往下压的高指标、高征购啊,我没有办法,我也接收,但是我得弄清楚实际情况,这是另一本账。我得安排群众生活啊。

1980年5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父亲辞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1982年,中央安排他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做农村政策调研,给他安排的职务,叫“部级研究员”。

  除了工作实力,更重要的是纪登奎往往能准确地按毛的心理和思想回答提问。如1967年9月22日的专列召见。当时正是“文革”高潮,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受到冲击,纪登奎也不例外。刘建勋对毛泽东说:登奎同志在河南可受锻炼了,他在运动中被关了四个多月,挨批斗,坐“喷气式飞机”……

父亲说,他正式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是1980年春天,但是下台的事,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基本已成定局了。

  毛泽东看着纪登奎说:啊,真是多灾多难。你说,这一点好处都没有吗?此时,精明过人的纪登奎没有大诉其苦,发泄不满,而是颇为轻松地说:大有好处,能够锻炼人。

在此之前,父亲在国务院的主要工作是主管农业,三中全会上挨批后,工作要变动。在工作交接问题上,就谁来接任他分管的事,胡耀邦同志征求他的意见。父亲交出主要工作之后,邓小平同志找他谈话,又要他接任别的工作,后来父亲又管了一段时间旅游。

威尼斯手机娱乐官网,  毛泽东问:你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飞机”是什么样子? 纪登奎回答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飞机”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他从椅子上站起身,学着坐“喷气式飞机”的样子,弯腰,低头,把两只胳膊朝身后高高抬起,大家见状都笑了起来。

所以,三中全会以后,他一方面接受批评、检讨错误,一方面也还在工作,不过事情不多了。当然,挨批评自然也不是什么好受的事,他心情不太舒畅。l979年夏天,他和吴德商量,他准备向中央提出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请求。吴德不同意,对他说:“辞职的事,你自己不要提。”

  这样的气氛,在毛和下属的谈话经验里,应当是不多见的,也是受欢迎的吧。

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曾对来访的匈利牙卡达尔的一个高级顾问说过中央的人事“只进不出”的意见,在党内传达了。吴德可能是考虑到这个情况吧,他说:“工作和职务的事,听中央安排吧,要顾全大局。”父亲认为吴德考虑问题比较周到,说吴德是个“超级稳健派”。父亲没有向中央提出他的辞职请求。

  【与张爱萍当面冲突】

父亲辞职,是十一届五中全会前,宋任穷、王鹤寿两同志受中央委派同他谈话时通知他的。

  纪登奎虽然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挨批斗,但很快就被结合进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被提拔到中央担任重要职务后,他就一直是“文革”中的“红人”。 位高权重的纪登奎跟着“文革”犯错误、说错话、做错事、伤害人,可以说是必然的。

我问他:这次谈话是不是批评你了。

  据张爱萍将军的儿子张胜写的《从战争中走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披露,1975年3月,经过叶帅的反复动员,张爱萍重新回到国防科委系统,重点整顿230厂。他兴奋地对孩子们说:“邓小平出来了,说明毛主席回心转意了。”这是他出山的前提。

父亲说:没有。他们对我说:“你是很有能力的干部。‘文革’前,我们就听毛主席表扬过你;来中央以后,我们听说百分之七八十的中央文件都是你主持起草的。”等等,说了不少好话。最后,他们两个一提到辞职的事,我立即表示:服从中央安排,同意主动辞职。

  其实,张爱萍判断错了。毛并没有回心转意,他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样,重新工作后狠抓整顿的张爱萍必然在劫难逃。

父亲说:这些事情,都是中央决定了的事,他们两位只是奉命办事。我痛快一点,他俩的差使也好办点,何必叫人家为难呢。

  1975年11月2日,被张爱萍赶出七机部的造反派头头舒龙山揭发张爱萍的告状信递到了毛泽东案头。毛批示:“印发政治局各位同志,请总政酌处。此人是9?16左派。”

我对他说:“我们党过去好像从来没有辞职这一说,你也算是首开先河了吧?”

  对张爱萍的问题,总政当然“酌处”不了。于是,由华国锋出面主持,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等大员召见张爱萍。规格如此之高,连国防科委政委陶鲁笳也只能“奉陪末座”。

他说:“我还不是第一个,开先例的是李德生。”

  从张胜抄录的会议记录看,张爱萍的态度仍很强硬,不仅没有认错的意思,而且与纪登奎当面发生了冲突。

辞去军职的情况有所不同

  纪登奎:我问你,“今不如昔”这句话是什么人说的?张爱萍:是右派说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父亲就去找小平同志,要求辞去他在北京军区担任的军职。父亲说,当时小平同志还表示要挽留他。但是,父亲坚决要求辞去军队的职务,小平同志也就同意他的辞职请求了。

  纪登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张爱萍:还用解释吗?告状的人不是左派吗?

当我问他为什么坚决要求立即辞去军职时,父亲说:“我在中央、也在军队干了这么多年了,能连这个道理也不懂?”接着他讲了小平同志的一段往事:

  纪登奎:那你到底说了没有?张爱萍:还用我说吗?七机部的问题你不清楚?

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实际上1975年的夏秋就揭开了序幕。

  纪登奎:你看看你,讲的话就有这么厚厚一大摞!张爱萍:你都看过了?没有看到你自己讲过的话吗?

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可小平同志辞去军职的情况,一般人不太了解,父亲说:“八人批邓”开始后,小平同志的头脑,从热呼呼的“整顿”里冷静下来了,经过一段思考,邓小平清楚地判断:主席不信任他了。

听纪登奎闲谈人物,李先念为何要打到邓小平。  纪登奎:你什么意思?张爱萍:“九年无宁日”,就是你说的。忘记了?

于是小平向主席提出辞去总参谋长的军职,毛主席随即同意了小平辞去军职的请求,但仍然让小平负责分管外交工作。小平同志辞去军职,是1975年底的事,比他被正式撤销党政职务,要早三四个月。

  纪登奎:你血口喷人!态度很不老实!

我自然不懂这些事,就问父亲:“军队的职务就那么敏感吗?”

  陈锡联用腿碰碰张爱萍,悄声说:“你承认了算了。” 张爱萍大声问:“你们要我承认什么?”陈锡联:“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啊。我不也承认过嘛,也没有把我怎么样嘛!”张爱萍大吼:“那是你!”

父亲说:“掌握军权和当个文官的情况,当然不一样。掌握军权,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也不一样。”

  主持人华国锋觉得会议开不下去了,宣布:“这件事很突然,对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个理解和认识的过程。是不是请爱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就散了吧!”

这我就更不懂了,问:“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有什么不一样的?”

  张爱萍事后说:“华国锋替我解了围。”

父亲没有直接回答,他讲了吴忠同志的一段故事:

  张胜在书中写道:“张爱萍解释他当时的激愤心态:‘只是有些人品格太差,还坐在这样高的位置。’”

“文革”期间,吴忠同志任北京卫戍区司令。这自然是一个要害岗位的关键角色,如果用人不当,在“文革”那样的情况下,危害是很大的。在同林彪、“四人帮”集团斗争的关键时刻,吴忠都发挥过重要作用,所以毛主席称赞他:“吴忠有忠”。

  纪登奎的儿子曾写文章为父亲叫屈。其实,“文革”结束了,纪登奎不下来,还能站得住吗?

中央清理“文革”的错误,吴忠同志也受到审查,用那个时候的语言,叫“说清楚”。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以后,东线进展不顺利,许世友急得心脏病也犯了,就回来搬兵,找吴忠接替指挥。吴忠当时在广州军区任副司令,因为受审查还没有“说清楚”,在家中赋闲,正在喂鸡。

  张爱萍比纪登奎大13岁,为革命出生入死,戎马一生,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纪登奎对这样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现代国防科技建设领导人上纲上线,后来又要张爱萍在批判大会上检讨,显然是错误的、不明智的。

吴忠说:“让我上前线没问题,可是我还没有‘说清楚’哩!”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老干部的严厉批评】

许世友说:“什么‘说清楚’不‘说清楚’,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你打了胜仗回来,不管什么问题,统统一笔勾销,就都‘说清楚’了!我给你打保票,到时候再‘说不清楚’,你来找我。”

  粉碎“四人帮”后,在“文革”中蒙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干部对纪登奎不满,是非常正常的。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不少历经沧桑、劫后余生的老干部都对纪登奎展开了公开的批评——

吴忠上前线,抱了个必死的决心,坐在一辆坦克里,冲在最前方。可这样一来,对战场敌我态势,自然情况明、决心大、反应迅速、指挥得力。结果,谅山一仗,打得最漂亮。

  万里说:活着的个别领导人干了错事坏事,必须自我批评,不要欠账。

从父亲讲吴忠的故事里,我明白了:在战争时期,掌握军权的人,如果政治上的清白和忠诚受到怀疑的话,他可以用打胜仗立战功效命沙场以死报国的行为,来证明自己的忠诚。和平时期自然就没有这个条件了。

  吕正操说:你指的是纪登奎,说明白点。

粉碎“四人帮”以后,原来姚文元管宣传口,交给纪登奎管了。可是,纪登奎接管宣传口以后,没有多少天就“出问题”了,所以他正式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近日,纪登奎之子纪坡民,讲述了这段旧事。

  万里说:对,就是指他。

一件是在政治局会议上,纪登奎大概认为也算宣传口的事,发言说:现在,我们把华主席和毛主席平列起来,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袖华主席,这样的做法,好不好?还是毛主席讲的道理嘛,领袖的威信,是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靠人为的大树特树,归根到底是不行的。

  江一真说:纪登奎在1970年农林部成立时指出,要把农林部办成农林政治部,又对农科院军宣队指示:“科研是依靠7500人还是依靠7.5亿人?”纪还说“大学4年没有招生,卫星照样上天,农业还是丰收”。今年4月他还指示农林部给中央报告,认为当前主要倾向是对资产阶级法权批得不够。这次会议前,他又派人去安徽调查包产到户和学大寨动摇的问题。段君毅说:群众反映河南问题在上边,上边就是指纪登奎。“四人帮”倒台后,纪给造反派通气,让他们表态,河南人说“心有余悸(纪)”。

粉碎“四人帮”以后,新的党中央,我们这些人,还是多做工作,把国家和人民的事情办好,在工作中、实践中、斗争中建立威信,这样才好。搞大树特树,那一套办法不好。

  许世友的发言更加尖锐:你是造反起家,进了政治局,官不小了,还搞什么名堂,你基本是跟“四人帮”走的。

会议上是否有不同意见,父亲没有说。不过,大会显然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邓颖超也不客气地批评说:你的检讨很坏,避重就轻,应把10年来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风、立场上与“四人帮”是什么关系说清楚。建议中央也要查清,一批二保三看。有同志说你是翻云覆雨的政客,你今后还是政治局委员,希望警惕,不要利用权位报复我们。

另一件,因为纪登奎管宣传,有人给他送来一首歌,就是“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那一首,词曲都有了,就等他批了。只要他一批示,中央乐团、歌舞团演奏,广播电台、电视台播出,就在全国传开了。这首歌送来以后,纪登奎没有批。过了几天,汪东兴来了,批评他“宣传华主席不力”。可是,对这首歌,纪登奎还是没有批。

  廖承志说:外交部有反总理、反陈老总的逆流,捂盖子,有你的账,而且是相当大的账。

又过了几天,电话通知中央要找他谈话。这里的“中央”,是指粉碎“四人帮”以后实际已有的一个新的“常委”班子,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四个人,所以,是常委班子要找纪登奎谈话。

听纪登奎闲谈人物,李先念为何要打到邓小平。  程子华说:十一届一中全会,我揭发了纪登奎等人,没出简报。前几天,我批纪的简报又有好几天没出,我问简报组,说是送主席、副主席传阅去了。建议给华主席写一个报告,这样做叫什么民主。

父亲去了以后,他们四个人都在,对他说的话很简单,只有几句:中央的分工,做一点调整。宣传口,原来姚文元管,现在登奎同志管,以后交给汪东兴管。几天以后,中央又找他谈话,还是调整分工,中央组织部,原来一直是纪登奎管的,也交给汪东兴了。

  谭震林、陈漫远、姚依林等也都作了发言。出席三中全会的许多人都给纪登奎提了意见,有的意见还相当尖锐。纪登奎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并做了检讨。

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个月的事;其间,宣传口从接管到交出,父亲说,他查过工作日志,一共27天。后来他正式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对纪登奎提出批评的老干部中,万里、段君毅都曾在冀鲁豫边区时期担任过地委书记,是纪登奎的老领导,对他都有过支持和帮助。在三中全会上,他们对纪登奎不仅当面提出批评,而且措辞颇为严厉,说明在“文革”中,位高权重的纪登奎没能正确对待受难中的老领导、老干部,他们对纪登奎是很有意见的。

对当年事不后悔

  【与“四人帮”之间:追随和矛盾】

上世纪80年代闲谈时,父亲又说起那首歌的事:“‘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这首歌不能唱啊。你那个华政委,是个什么政委啊?是个县大队的政委嘛,一共只有18个兵。

  人所共知,“文革”中“四人帮”不可一世。作为“文革”中的“红人”,纪登奎不可能超然物外,他与“四人帮”必然存在某些联系,乃至追随。正因如此,许世友甚至说纪登奎是“造反起家”,“基本是跟‘四人帮’走的”。

问题是,你华政委领导18个兵的时候,共产党的军队里,不说那些元帅、大将了,就是肖华、杨成武、陈锡联这些人,也都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了,这样的人已经有一大群了呀,这些人可都还活着哪。我在军队里干过几年,和‘老总’们在一起‘混’过,和他们还比较熟悉。领导过18个兵,就那么唱,你让那些‘老总’们听了,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儿?这首歌,对华主席在军队里的影响实际上并不好,我这是为他考虑嘛。”

  据《话说纪登奎》(《贵阳文史》2008年第5期)披露,毛泽东在点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说过这样的话:“登奎有的事不和我说,也不和总理讲,却是找江青、春桥讲,政治局大多数,他都不讲,不团结多数,只找少数人,这是什么性质呢?一个政治局委员要和政治局,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不是和几个人保持一致。”毛泽东的这段话说明纪登奎对“四人帮”确实有所追随。

看来,对那首歌当年没有批示,父亲仍然不认为他做得有什么不对。

  毛泽东虽然批评了纪登奎,但对他仍是信任的。纪登奎对主席的指示也仍是坚定不移地执行的。如1976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邓”时,纪登奎说:“小平同志是旧病复发,没有吸取1966年的教训,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抓好革命的方方面面,而是继续和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纠缠不清,以后,小平的问题升级了,也是由此而来的。”

我父亲纪登奎于1988年7月因突患心脏病去世,已有十几年了。1989年前,我还在外地工作,只是过年过节回北京探亲。父亲下台多年了,工作不忙,空闲时间很多,父亲是个话很多的人,甚至有点太多,这也许不太适合搞政治。不过,这倒使我有机会间间断断地听他谈过不少他在政坛经历的一些往事,尤其是他上台下台、任职辞职前后的情况,印象很深,至今记忆犹新。

  纪登奎虽然有时紧跟“四人帮”,但和他们还是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特别是华国锋被确定为接班人后,纪登奎表示拥护。在讨论毛远新的去留和江青的具体工作安排上,他支持了华国锋,以致江青等人恨恨地说:“真是人走茶凉,主席尸骨未寒,连纪登奎都敢和我们顶嘴了。”

  纪登奎在思想、品德、性格、作风等方面与“四人帮”确实有不同之处,后来“四人帮”也把纪登奎视为异己,有时不仅排斥他,甚至诬陷他。所以,有人说“纪登奎与‘四人帮’不是一路人”,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正因为如此,在某些问题上,纪登奎与“四人帮”产生了一些矛盾。

  1974年,紧随“四人帮”的迟群和谢静宜在清华大学“批林批孔”大会上讲话时,除讲了“批林批孔”,还强调批“走后门”问题,后来被毛泽东批评为“三箭齐发”。时任校党委副书记刘冰不赞成这个讲话,同时对迟、谢二人的一些不良作风不满,矛盾很深。

  纪登奎的一个女儿在清华大学上学,她关心政治,觉得迟、谢的讲话与中央的8号文件有所不同,回家后就把迟、谢的讲话内容向纪登奎说了,还问纪登奎:迟群、谢静宜的讲话和中央8号文件,哪个对?纪登奎立即明确表态:迟、谢的讲话是错误的。他还告诉女儿:江青等人搞“三箭齐发”,毛主席已经批评。当时中央政治局开会要求将毛主席的批示下发,但江青、张春桥提出要保护青年干部,文件不下发,只在中央8号文件中“点一下这个事”。纪登奎的女儿回学校后,把父亲说的话告诉了刘冰。刘冰与迟、谢二人斗争的信心更足了。后来毛泽东批了刘冰,并由此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纪登奎虽然侥幸没有挨批,但“四人帮”与他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了,甚至对纪登奎横加诬陷。

  吴德1993年在回忆中说:“1975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从那以后,毛主席就很少见江青了。为了摸毛主席的情况,江青就不惜屈尊拉拢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给张玉凤送礼,把张玉凤请到钓鱼台吃饭。席间,动不动就对人兴师问罪的江青,竟忘乎所以地议论起政治局的同志,她对张玉凤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汪东兴是个大特务,吴德是国民党。”“张玉凤回来就把江青的这些话向汪东兴汇报了,她请示是否把江青的话上报毛主席。汪东兴说这个事情不要汇报,有关中央负责同志的情况,不要听江青乱讲。”“对于这件事,汪东兴曾经向我谈过,提醒我注意。”

  江青公然诬陷纪登奎是“苏联特务”,这个“帽子”的性质和后果是不言而喻的。这反映了江青对纪登奎的怨恨。纪登奎听到这个情况后,与江青的矛盾自然进一步加剧。

976年7月,毛泽东的病情加重,“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由于纪登奎长期担任河南省领导职务,到中央后又兼任一段时间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所以他与河南省委的干部常有接触。纪登奎曾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向河南省委的领导干部打招呼,让他们注意“四人帮”,与“四人帮”划清界限。

  1976年10月6日晚10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地开会。华国锋、叶剑英通报了抓捕“四人帮”的情况。大家发言时,纪登奎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这个决定。

  尽管犯了某些“文革”错误,伤害了一些老干部的感情,但纪登奎有时也冒着风险为老干部说几句公道话,甚至向毛泽东坦诚地提出自己的建议。

  【在毛泽东面前的一次“唱反调”】

  1980年春,纪登奎已受到批评,做了检讨,并辞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就在纪赋闲在家、门可罗雀时,已获平反的李雪峰登门拜望。李雪峰见到纪登奎,第一句话是:“纪登奎啊,你好大的胆子哟,竟然敢在毛主席面前唱反调!”纪登奎如何“胆大”?唱了什么“反调”?

  据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回忆李雪峰和我父亲的一段往事》(《党史博览》2008年第5期)披露,“文革”前,李雪峰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是党的高级干部。1966年5月,“文革”正式开始了, 6月1日,中央宣布李雪峰取代彭真接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一度成为政治明星。“这意味着他是毛主席和党中央非常信任的干部,用那时的话来说,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可是不久,李雪峰卷进“路线错误”之中。当时,毛泽东对他还是眷顾的,所以李雪峰虽离开了北京,但几经折腾,仍被“结合”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九届一中全会上,纪登奎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此时,李雪峰正面临着一场“灭顶之灾”。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发生了所谓“华北组简报”事件。当时,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表煽动性的讲话。作为华北组的召集人,李雪峰签发了华北组记录会议发言的“简报”。这本来是正常的工作,但两天半之后,“华北组简报”一下子成了严重问题。而且“上纲上线”说这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是“反革命简报”。于是,李雪峰又一次陷身政治斗争的漩涡。

  针对林彪集团,毛泽东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的“三大措施”,展开检举、揭发、批判、追查“华北会议”的问题,最后撤销了李雪峰、郑维山北京军区政委、司令员的职务,改组了北京军区。从此,李雪峰开始了他长达8年的牢狱之灾。

  庐山会议后纪登奎更受重用,中央任命他和李德生分别取代李雪峰、郑维山担任北京军区政委、司令员职务。“九一三”事件后,纪登奎参加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专案审查,李雪峰的问题自然归他管。1973年党的十大前,林彪的专案审查工作结案,纪登奎和周总理、叶帅一道去向毛主席汇报。在谈到林彪事件涉案人员的处理意见时,纪登奎向毛主席提议:“李雪峰、郑维山两位,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位大将的问题不一样,处理上也应当有区别,建议不要开除党籍了。”

  毛泽东听后,高深莫测地说:“纪登奎呀,你这个人啊,少两根白头发。不像我们这些人。”纪登奎曾给儿子解释说,毛主席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开玩笑,实际上是批评他阅历太少,政治上幼稚、不成熟。而且,这番话,也就表示毛主席驳回了他的提议。就这样,李雪峰和黄、吴、李、邱一起,被开除了党籍。

  也有资料说,十大前夕,毛泽东提出把李雪峰当作林彪的同伙处理,政治局讨论时认为不妥,建议周恩来去向毛泽东反映,周恩来建议纪登奎去。纪登奎反映后,毛泽东表示不屑再考虑,只说“不能原谅他”,坚持将李雪峰开除出党。

  纪登奎的建议未被采纳,但后来听说了此事的李雪峰仍心存感激。当一个人在蒙冤负屈的困境中,人们纷纷远避甚至落井下石的时刻,有人敢于说一句公道话,这是非常难得的。李雪峰的登门造访,无疑使冷落在家的纪登奎感到欣慰。对当初李雪峰获罪的“华北组简报”,纪登奎说:“是啊,如果大家的发言讲的是对的、革命的,‘简报’自然不是反革命;如果他们的发言是反革命的,那么‘简报’就等于向中央检举了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嘛,怎么会是‘反革命简报’呢?”

  然而,纪登奎这番实事求是的话只是他后来回首往事时的“自言自语”。如果当时他敢于在毛泽东面前如此直抒己见,结局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1970年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林矛盾加剧,林的接班人地位发生动摇。毛泽东在与林彪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提出:要培养接班人,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60岁以下、30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等人。这说明,毛泽东在考虑下一步由谁来接替林彪接班人地位时,确实曾将纪登奎纳入视线——当然,毛泽东最终选定的接班人是华国锋。

  1988年7月13日,纪登奎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65岁。纪登奎的一生,折射出建国后20多年间中国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其进退沉浮的传奇经历,让人至今思来仍感慨不已。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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