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含泪枪毙贴身警卫,毛主席去世后

日期:2019-11-23编辑作者:军史

解放战争之后,很多人都在想一个问题,内战刚开始的那段时期,国民党共有军队430万,而共产党只有军队120万,蒋介石的总兵力中,有空军16万人,海军3万人,特种兵36万人,共有陆军86个整编师,248个旅,其中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军队是美式装备。

华国锋去世多年了,老人家临终前最大的愿望是能看上北京奥运会,恰恰87岁高龄的他身体急剧恶化,在闭幕前几天离开人世。


时间:2012-10-26 21:43:39 来源:不详

今年是中国前领袖人物邓小平先生诞辰110周年庆,举国上下都为邓小平先生的生日举办各种庆典活动。而投资1亿多元人民币拍摄的大型电视剧《邓小平》把这次纪念活动推向了高潮。

主席去世后,毛远新私自调沈阳一个师向北京开进,华国锋在获悉情况后,马上报告中央,并根据叶剑英的指示,预设部队在山海关一线警戒,阻止了这个师向北京开进。

但是在共产党这边,只有120多万,装备更是落后特别的多,很多人用小米加步枪来形容我军的部队,但是就是这样的势力不均的情况之下,我军在三年的时间里就将蒋介石的部队打的七零八落,最后败退台湾,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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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手机娱乐官网,由于江青在毛泽东[注: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笔名:子任,曾用名:二十八画生、李德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卓越的领导者,政治家、军事家。]去世前后的一系列[注: 一系列 拼音: 解释: 1.犹言一连串。-yixilie]恶行已经重重得罪了汪东兴,叶剑英[注: 叶剑英,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叶剑英同志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始终追求真理。]对此也非常清楚,而他本人与汪东兴的关系过去一直还比较好。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成为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特殊符号,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在中央宣传上和民间讨论中,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即建国后毛泽东主席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一部分即从1978年至今的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时期。而电视剧《邓小平》所演绎出的正是从1976年到邓小平逝世的二十几年特色历史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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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华国锋的评价,其实远远没有道清他给中国带来的起死回生的变化。如果没有华国锋,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有改革开放。其前景只有两种,一是江青领衔的四人帮上台,继续按既定方针“阶级斗争天天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继续施行法西斯专政,他们没上台就制造的千万起冤假错案会进一步扩大,人民继续过着贫穷的生活……。

此时中南海和中央各部门的警卫由汪东兴指挥的8341部队负责,因此粉碎“四人帮”能得到他的支持最好。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不可否认,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地发展,人民生活在物质方面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我们必须记住一个基本道理,即:万丈高楼从地起。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层面上发展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毛泽东时代奠定了我们今天的物质基础,而非毛泽东不改革求新,改革在于科学、合理、发展、创新、符合时代特征。毛泽东是改革的先驱和奠基者。如公私合营,如先工后农,如先军后民,如国防三线建设等一些列举措,高瞻远瞩,无不证明了毛泽东不是因循守旧的,就算毛泽东不改革,邓小平不改革,都会有毛小平、张小平等来进行改革。但一切改革都应该不否认以前的历史,更不可以抹黑历史。如习近平所讲:决不能将前后三十年对立起来,这是一个准则,也是一个道德底线。

1976年9月底,华国锋借约李先念、吴德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为名,在后面小会议室密谈。通过商议,他们不仅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还为解决“四人帮”问题提出了第二套预案:利用开会将“四人帮”逐出中央,但最终并没有采取。

其实,有一个小故事能说明一些问题。这个故事虽然鲜有人知,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从这个故事中,就能看出国民党败退,共产党获胜的原因!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大规模的内战,其实如果华国锋少动手几天,上海抗衡中央的武装力量已成气候。四人帮在军内也有一些代理人,到时会再次把中国引入军阀混战、人民遭殃的悲惨境地。

叶剑英在参加毛主席吊唁仪式的第二天,于中间休息的时候到福建厅找到汪东兴。见面后叶剑英便说:

《邓小平》剧中有一个颠倒黑白的错误,即说毛泽东生前就布置了抓捕四人帮之事。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是违背了一个党员应该坚守实事求是的准则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让人民清楚地看到阶级与阶级斗阵的存在。中国也存在左、中、右的分歧,而在党内这种分歧与斗争是白热化的。但毛主席生前大公无私,对江青——自己的妻子是严格的,虽多次提出他们不可以搞小团体,搞“四人帮”;但这都是出于对妻子对党员和党内同志的爱护式的批评和教育。哪里有什么指示给叶剑英和华国锋要抓捕“四人帮”,何况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员有些还健在:如吴桂贤、毛远新等同志,作为一个严肃题材的历史剧,你们编导采访过当事人吗?这样的杜撰是什么态度和用心?

华叶联手准备两套预案

事情发生在刘邓大军在1947年挺近大别山的时候,当时的刘伯承和邓小平带领军队到了黄冈,在这里,这也是当时我军的一个重要动向,当时的刘伯承喜欢吃粉条,不过部队再来的时候,很多百姓为了躲避战乱,就都跑了,留下了很多的空房子,店铺很多也都是空的。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在《领导文萃》撰文披露,华国锋在1978年前后半年中两次与胡耀邦长谈,第一次是1977年12月,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华国锋向胡耀邦透露抓捕四人帮原因:“不抓‘四人帮’一定打内战”。

“一方面我来看看你,一方面来听听你对形势的看法。毛主席逝世是一件很不幸的大事,我们都很悲痛,可是还有人不顾大局多方干扰。江青在讨论毛主席丧事的会议上,闹着要开除邓小平同志的党籍。姚文元跟着起哄,不必去说它了。而政治局中竟有人毫无根据地说主席脸色发紫,怀疑是医生害死的,弄得医生们很紧张。好在王洪文、张春桥都参加值班,不然又要颠倒是非了……”

毛主席生前选择华国锋担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是因为华是中间派,对中央发动的文革是支持的。毛主席生前为华安排了坚强的领导集体:吴德、倪志福、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陈永贵、苏振华、叶剑英、汪东兴和陈锡联等同志。可谓左中右俱全,就是要华国锋保持一个平衡,不想在血雨腥风中进行政权更替,怕动荡导致中华分裂,可以说毛主席为国家、为党、为人民想了许多许多,规划也非常之长远,用心良苦。他才是中华民族的伟大领袖和优秀子孙。后来叶剑英也说:“毛主席比我们都至少多看30年。”如是如是也!

1976年10月初,临近抓捕“四人帮”的日子。从表面看,主要是政治局主要领导在忙;实际上,在京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已参与,都在忙碌。吴德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也加入了策划之中。

邓小平的一个警卫连长,平时负责邓小平的生活起居,当时很多店铺都关门了,但是这个连长想给首长做一碗粉条,所以找到一个店面,因为店主不在,实在没有办法通知到,所以只能是先拿了。

华国锋的确把脑袋与身体分家的后果都想到了,他也想到搞不成怎么办?无非被四人帮杀了,他说对这个后果“没多想,置之度外”。那真是为民族赴汤蹈火啊!

叶剑英说“来听听你对形势的看法”,显然是想让汪东兴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这时汪东兴马上表示了对江青一伙的强烈不满,并说了一些这些家伙胡闹的细节。

纵观中共历史,无论张国焘路线,王明路线等十余次路线斗争,党始终是批评、帮助、再批评、再帮助,以达到团结同志,治病救人的目的。毛主席自己认识到自己错误并改正错误,是回到人民中去,从没有用刑法的方式来抓捕,监禁党内同志。如果毛主席真是要采用法律的强制手段和形式来处理党内问题,那么还需要什么从思想上挖掘落后腐败的文化革命呢?对“四人帮”的刑事手段,开了中共一个不好的先例。在一点上,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是有深刻体会的。主席批判的是他们的错误路线和思想,批评的是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批判的是他们要把人民带入资本主义罪恶深渊的自以为正确的行为。但并没有消灭他们的肉体,更没有监禁他们以及家人人生自由。如果说要监禁他们,他们还能住在《邓小平》剧中那么大的四合院中吗?

吴德参与进来是在华、叶、李、汪几个主要人物确定大方向之后,特别是华、叶决定采取行动之后。时间在9月底,吴德记得是29日或30日。

但是这是犯了当时的军纪的,当时我军有着严格的规定,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更不要说拿这么多的东西了,这件事被邓小平知道后,邓小平勃然大怒,要对他实行纪律。

华国锋想了采用什么办法抓,这种行为在共和国成立以来未曾有过,如果开全会解决肯定不行,因为舆论工具掌握在他们手上。如果拖下去一定打内战,华国锋认为“四人帮”虽然最终会失败,但损失太大。他考虑到会给老百姓战乱之灾,所以只有把他们抓起来。

叶剑英接着问:“现在江青他们还在中南海活动吗?”

我不知道,《邓小平》这个剧的导演和编剧是不是中共党员,如果是党员,那么这难道是他们在睁眼说瞎话?连党员最基本的要求,实事求是的准则都忘了?如果不是党员,那么他们难道连一个人最起码尊重事实的历史良知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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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不知道怎么被当地的群众知道了,大家知道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之后,纷纷求情,连店铺的主人都表示理解,但是在公审的时候,邓小平还是说了,事情不大,但是军纪如山,动摇不得。最后还是含泪枪毙了这个贴身连长。

协助华国锋这一行动、久经沙场的叶剑英元帅都对华国锋的做法感到意外和佩服,并说这样的举动总理干不出来,小平也干不出来。

汪东兴回答:“江青这两天在中南海跑到毛主席住地,要看主席那里的文件,被拒绝后江青大为不满,她又要闹事了。主席逝世后,他们的活动更加频繁,更加明目张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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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华国锋约李先念、吴德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接着,便在后面小会议室开始密谈。华国锋开始就给吴德交了底:“‘四人帮’的问题要解决,到解决的时候了。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如果在我们手里被他们篡党夺权,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罪人!”

这件事看起来不近人情,但是也正因为这样铁的纪律,保证了人民的利益,才得到的人民的真正的拥护,这也是我党能取的最后胜利的重要原因。此后,刘邓大军里面就很少有违反纪律的事情了。XLW

华国锋同胡耀邦的第二次长谈是1978年7月4日。两人从下午三点钟一气谈了9个多小时,一直到凌晨一点多,期间只吃了一顿放,而且边吃边谈。

叶剑英满意地说:“对于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好,我们隔天再谈。”

吴德听了,马上表态:“‘四人帮’的问题是该解决了!”

风起东海,云落西山,北京的五月。

华国锋痛心疾首地说,“插秧机是我们发明的,日本引进去,3年就普及了,我们自己到现在还不能过关。”“国外机械化养鸡场,15万只鸡,只两口子管理。我们红星农场21万只鸡,280人,保卫干部4个。”“美国一年7亿吨煤,19万人。我们5亿吨煤,220万人。”

9月15日,叶剑英和汪东兴由吊唁的北大厅来到东大厅南侧的一间办公室里,又开始了交谈。汪东兴把近日江青要华国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主席处文件处理的问题,并且提出她、姚文元、毛远新和汪东兴都要参加常委会的事情向叶剑英做了汇报。这样,汪东兴的政治态度已经很明确,支持叶剑英。

但采用什么办法解决,吴德若有所思:“怎么解决好呢?”

红墙金瓦,老树新绿,迎着落日余晖放射出瑰丽的色彩,稍不留意便悄悄黯淡下去,渐渐浸入一片幽蓝的朦胧中。

“我们3100万吨钢,工人300多万,这同全世界所有炼钢工人加起来差不多。”“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关键工人,工资比厂长高。一个礼拜休息两天,开汽车出国旅游。我们现在是干好干坏、干与不干一个样。”“唐山的一个日本的现代化发电站,他们帮我们安装。我们派人学了半年,回来还不能操作。”

毛泽东去世后,正如叶剑英在翌年所说的,这才解决了“投鼠忌器”的问题。此时,叶剑英得到了汪东兴的支持,剩下的便如陈云所建议的,关键是要争取华国锋的支持。老一辈的革命家们对这位30年代后期入党、“文化大革命”前在湖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同志不太了解,在关键时刻他是什么态度,很多人也不无担心。此时,李先念在联络华国锋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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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烟瘾不小,一枝接一枝吸,心中潮起潮落:红墙有幸亲风雨,岁月无情疏旧侣……

这位继毛泽东之后的领导人在为中国的经济煞费苦心。华国锋在谈话中还表示,不能向外国宣布中国真实人口数字,“中国有九亿七千万人,我们不宣布那么多,宣布多了人家吓坏了,联合国会费要加几千万元。”现在几千万元是个小数,当时可要划走外汇储备的不小比例。

华国锋于1972年从湖南调到北京工作后,听到过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斥责,对这伙人的所作所为也十分反感。毛泽东去世后,江青又一再找他无理取闹,华国锋更深深警觉到这一集团对全党乃至对他个人的严重威胁,感到应该将其解决。这一想法,与叶剑英等人的筹划不谋而合。

李先念事先参与了谋划,已有些思想准备,他很倾向华、叶的预案:“一是抓;一是开会选党的主席,看他们的态度,然后一个一个逐出中央。”

粉碎“四人帮”惊心动魄,亢奋之感尚在情绪的极峰上明光闪烁,却已回黄转绿又一春。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日子一天难过一天。门外与“老毛子”对峙,门内有“西单民主墙”和党内路线之争,真是“边寨惊烽,萧墙掣电”,案头卷宗无日不盈尺。他鲜明地感到一年前所享有的“极高威望”,正在急剧坠落,每前行一步都不得不环顾周围;心事重重,疑虑丛生……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用“两个凡是”来概括华国锋是很不公平的(现在官方已经取消这一称谓)。华国锋抓了四人帮就是用行动与“凡是”做了决裂,他注重发展生产,注重学习国外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方式,都在把中国推向前进。

华国锋也深知老一辈革命家对江青之流的反感,不过因过去没有多少交往,便想找自己到国务院工作后已经比较熟悉的副总理李先念作为中介。何况当时华国锋指挥不了军队,能得到军队和老干部的支持是关键。

“开会我们是多数!”吴德很赞同第二方案。

有一条是明确的:站在“你办事,我放心”对面的,是“思圆行方”,“人才难得”,“柔中有刚,棉里藏针”。

中共中央党校沈宝祥教授披露的华国锋的真实情况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位伟人。过去这类文章很难公开发表,今后会多起来,这对还原历史真相是必不可少的。

在毛泽东治丧期间,华国锋借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紧急到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住处,事先也未打电话通知。

“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李先念问吴德。吴德比较清楚:赫鲁晓夫当时在政治局是少数,他通过军队把中央委员找来,经过活动,中央委员拥护赫鲁晓夫上台。所以,李先念又接着说:“我们中央委员中许多都是‘造反派’啊!

须得拨冗静思,便想起邓小平当面的一句凌厉表态:这是一种较量……

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在毛泽东床前的合影,成为压垮华国锋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什么这么说呢?

李先念对华国锋的到来感到有点突然,把他让到办公室。关好门两人坐下后,华国锋便说,我在守灵,是借出来看病到你这里,只能坐10分钟。接着谈了当时“四人帮”发难的简要情况。他还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也请你考虑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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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一种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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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研究如何解决“四人帮”的李先念一听,马上以惊喜的心情表示,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看法和意见,一定尽快去见叶剑英。两人谈话不到10分钟,华国锋看了一下手表说:“我该回去了。”由于有这件事,李先念在1977年1月的一次会议上说:“去年10月,粉碎‘四人帮’,这是经华国锋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这种说法有其根据,不过如果从全局范围来看,还是叶剑英为首的老一代革命家更早提出这一问题并做了布置。

确定抓捕方案

老人家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单命的行动。老人家逝世不足一月,粉碎了“四人帮”,仿佛失去了天条,各种思潮和“理论”顿时泛起。

华国锋辞职后,围绕其辞职的真实原因,外界一直有多种不同的说法。1997年,原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回忆录在香港出版,书中在谈到批判〝两个凡是〞、评价华国锋是非功过时,胡绩伟特别提到〝红墙摄影师〞杜修贤的一张照片在其中起到的特殊作用。

此前被毛远新等人寄予厚望的陈锡联,这时同样秘密提出“四人帮”的危险,可见内心也是对这伙人十分反感的。在李先念和陈锡联一起为毛泽东守灵时,李先念去洗手间,陈锡联随后也跟着去了,悄悄对李先念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李先念急忙摆手,不让他说下去。看到当时根据中央文件通知负责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有此态度,李先念自然感到十分高兴,决定尽快通知叶剑英。

华同李、吴一直谈到凌晨5点,最后意见还是隔离审查好。

华国锋和汪东兴忙祭起“两个凡是”的法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胡绩伟的这本回忆录名为《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在书中,胡提到毛泽东去世后,包括四人帮和华国锋在内的高层8人曾经在毛的遗体前拍摄了一张照片,而这张照片最终成为压垮华国锋的最后一根稻草。

为了防止有人监视,李先念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车子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帅处。到了门口,他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说要见面。叶剑英感到非常突然,因为这对“二月逆流”时的老战友曾有“约法三章”,约定不要到各自的住处直接见面。这次李先念突然进院,肯定是有特别重大的事情,于是叶剑英急忙赶在楼前等他。

国庆节后,华国锋找吴德更频繁了,因为他们俩住得很近,只有200米,同时华也知道必须依靠北京市才能万无一失。

邓小平尚未正式出山,便针锋相对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

据胡书中披露,1980年初,《人民日报》得到了一张十分重要的照片,这张照片令人大吃一惊。随后这张照片和拍摄经过被送到了时任中纪委书记的陈云手中。

两人一见面,叶剑英便问:“你怎么来了?”

第一次,华找吴谈,主要是谈汪东兴。将千斤重担系汪东兴一人,华国锋必须把这个人看透。“汪东兴是反‘四人帮’的!”吴德把他所了解的情况向华作了介绍,进一步坚定了华依靠汪的决心。

这不能不使人想起毛泽东生前在一封信中所写:他料定死后一些人将拿起他讲过的一些话,另一些人将拿起他讲过的另一些话,互相斗法。令人尴尬的是,这封“为要打鬼,借助钟馗”的信是写给被华国锋囚押起来的江青女士的。

这是一张很不容易保存下来的、一度引起党内震动的“八人照片”。照片是在毛泽东去世后第三天凌晨拍摄的,照片中可见包括江青等四人帮以外,还有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和毛远新,他们手拉着手站在毛的遗体前。

李先念回答说:“我为什么不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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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合,邓小平上来就占了主动。因为他提出了“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也就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中南海摄影小组(正式名称是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组长杜修贤。拍摄的经过很神秘,杜对此有过详细叙述。1980年2月,杜修贤找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秦川,谈到这张照片的情况,秦要他把经过写下来。2月22日,胡绩伟和秦川一起把杜写的拍摄经过的信件连同照片一起送给了陈云。

两人就没有再说什么,都心领神会。叶剑英将李先念让到屋里,两人坐后便问:

接着,华又与吴谈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吴德对吴忠很了解,也坚定了华对吴忠的信任。不久华国锋又让吴德与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联系,将北京卫戍区交给北京市统一指挥。

老人家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说“四人帮”拉不走军队,与邓小平较量则大不相同。

这封信的底稿抄录如下:

争取军队支持是关键

邓小平出山后,立刻抓军队整顿。把杨成武、梁必业、黄玉昆叫去谈军队建设,谈整顿的方针和形势。杨成武将此事报告叶剑英,叶剑英指示:“你把小平同志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送我,我看以后还要送给华主席。”

陈云同志:

在华国锋一手抓北京市的同时,他还一手抓着军队,主要抓住时任政治局委员、主持军队工作的陈锡联。

杨成武向黄玉昆、梁必业传达叶帅指示,将记录整理出来,签名后送达叶剑英。叶剑英阅后批四个字:“送华主席。”他吩咐杨成武:“记录先送小平过目,如果准确,即送华主席。”杨成武将叶帅指示再次转达黄玉昆及梁必业,然后送邓小平过目。

送上一张很重要的照片。

毛泽东去世后,作为军队工作的主持者,陈锡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同时,他遇到的第一个麻烦,则是毛远新私自调沈阳一个师向北京开进。他在获悉情况后,马上报告中央,并根据叶剑英的指示,预设部队在山海关一线警戒,阻止了这个师向北京开进。

这份记录再没退回来,华国锋也始终未见到。

我叫杜修贤,粉碎四人帮以前,一直是中央外事摄影协作组的组长(兼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长期负责拍摄有关毛主席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我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毛主席逝世以后第三天)早上拍摄的。

随着情况的复杂变化,军队越来越处于风浪中心。而此时陈锡联的态度,越来越关键。陈锡联痛恨“四人帮”,他支持解决“四人帮”。

华国锋不甘撒手军队。一九七八年四月,南海舰队一艘导弹驱逐舰在湛江爆炸沉没,这是中国海军建军以来最严重的事故。事故发生后,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严厉批评了海军司令部和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上将。苏振华不满,向华国锋告状。华国锋正不甘撒手军队,借此机会抚慰苏振华,并决定五月上旬访问朝鲜归来时,在大连检阅海军,以示对苏振华的支持。这次检阅拟动用一百二十艘军舰,八十架飞机……

九月十一日晚上,我在人民大会堂准备悼念毛主席的摄影活动时,汪东兴对我说:

10月5日,华国锋告诉陈锡联将卫戍区交给北京市统一指挥。陈锡联把吴忠召到家里,特事特办,先交指挥权,再补手续,当面将卫戍区的调动权交给吴德。

这时,杨成武已调福州军区任司令员,由罗瑞卿大将出任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获悉海军调动的消息,当即向邓小平汇报:“他们现已调集了七十艘军舰,二十多架飞机。这么大行动,未经军委,是华国锋擅自决定,并且有可能在国际上造成不利影响……”

"你带上照相机跟我去。"我当时没有带照相机,借用别的同志的照相机和三个胶卷,向汪东兴报到。汪问我:"你带了几个卷?"我说三个。汪东兴又说:"多带一些胶卷。"我又去借了一些胶卷。

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反对“四人帮”

人民解放军首要的政治原则是“党指挥枪”。只有军委能代表党,任何个人都不能替代。

汪东兴对我说:"你和我一起走,坐我的车。"我就跟汪东兴一起走出大会堂,坐了汪东兴的随车,跟在汪东兴的车后面。但我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去照什么像。

除在京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外,其他在外的军队政治局委员也不同程度参与了这一行动。

邓小平下令停止这次检阅,并严肃处理直接责任者。

进了中南海,到了毛主席的住处,下车后,汪东兴把我带进为毛主席新修的住所,叫我在过道的一个小房间里等著。这时已是九月十二日的早晨了。

许世友根本没把“四人帮”放在眼里。许世友与“四人帮”之间,用他的话讲,叫“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

“这是一种较量。”邓小平当面对华国锋讲,这事就发生在几天前。华国锋当时的尴尬可想而知。他明白,军委是站在邓小平一边的。

我在过道里等了有四十分钟后,才看到华国锋、陈锡联同志,还有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从里面的房间走出来,有的一边走,一边剔牙,我才知道他们在里面才吃过饭,上厕所去。

李德生是上一届中央副主席,他虽然被江青一伙挤出北京,但却早已与叶剑英取得联系。

老人家还说过:“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上任后,夜以继日,批一万多封来信,先后为六千多名高级干部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这六千多名高级干部走上工作岗位意味着什么?

当姚文元看到我时,对我说:"我也打电话找你,今天要你完成一个重要任务。"江青看到我时说:"你就带了一个闪光灯?又是平版光。"

韦国清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一直对“四人帮”保持着警惕;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一直同叶剑英保持着密切联系;政治局候补委员倪志福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对毛泽东、周恩来充满感情,在会议上多次与“四人帮”展开斗争;陈永贵一向听毛泽东的指示,拥护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还有纪登奎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赛福鼎也受“四人帮”的打击,对中央主要领导与“四人帮”作斗争从内心拥护。

五月多事。检阅军队一波未平,《光明日报》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这是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走的一步棋。

我觉得当时的气氛很紧张,我没有讲话。我这时还不知道要照什么像。过了一会儿,把我叫到停放主席遗体的大房间里,其他人员一概免入,就连张耀祠、张玉凤也不得进入。

叶剑英在第一次与李先念商量解决办法时,认为开会时“四人帮”的势力只是少数。他搬着指头一个一个地数,反对“四人帮”的是绝大多数,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加上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这半个,只有四票半。可以说,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态度,决定了此次行动向着胜利发展!

汪东兴下令:“《红旗》不表态。”

接著,他们八人走进来,每人围绕停放主席遗体的床走了一圈后,八个人排成一行在主席遗体前照合影。从左至右是: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照完合影后又手挽手在主席遗体前照合影。

1993年10月,毛远新17年刑满后,被安排到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为了隐藏身份,怕被人知晓,他干了一件事......

华国锋首肯:“就是不表态!”

照完后将主席遗体运大会堂。当时我想:为什么叶副主席没有来呢?看当时的情况是很正式的在主席遗体前向主席致哀告别。

他使用的“李实”的名字。这个名字是1965年夏天毛远新下乡搞“四清”前毛泽东给他起的。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时,正式向学院提出申请改名为“李实”。经批准,他的毕业证书及在空军部队工作时都用此名。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李实的真实身份在很长时间一段时间内只有所长和书记两个人知道。

招呼打到各省各部门,听招呼的却只有一个湖南省。

中央的主要负责人都来了,虽然政治局委员不全,但副主席、常委都在,就少叶副主席。叶副主席当时又在北京,身体很好,无论如何叶副主席是应当参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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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是华国锋长期工作过的地方,湖南也是出干部的地方。粉碎“四人帮”后,湖南省的负责人是捧着“英明领袖华主席”的肖像回省作传达,在“两个凡是”的问题上也是坚决站在华主席一边……

如果说只是负责主席医疗组的中央领导人向主席遗体告别,姚文元、陈锡联又不是负责主席医疗组的成员,他们两人为什么又参加呢?我对这个问题不理解。

“李实同志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高才生,毕业后一直在空军工作,1989年转业到江西省公安厅工作,考虑到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现在调到上海,来我们所工作。”报到时,所长的介绍可谓虚虚实实。

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在毛泽东床前的合影,成为压垮华国锋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照完这个像以后,回到摄影部,值班记者告诉我,说姚文元来了几次电话找我。这就是说姚文元、汪东兴为此事都亲自找我,江青又说是用"平版光",可见照这个像,江青、姚文元、汪东兴事先是计划好的。

毛远新被安排在总工程师办公室,职务是“办事员”。他埋下头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快熟悉了业务,不久便成为所内技术管理的骨干。两年后,主管技术的副所长发现李实是个难得的管理人才,向所长建议提升他担任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所长一时不知如何向副所长解释才好,就向毛远新征求意见。“你就说我身体不好,本人不想再承担更重的担子。”毛远新说。

华国锋辞职后,围绕其辞职的真实原因,外界一直有多种不同的说法。1997年,原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回忆录在香港出版,书中在谈到批判〝两个凡是〞、评价华国锋是非功过时,胡绩伟特别提到〝红墙摄影师〞杜修贤的一张照片在其中起到的特殊作用。

过了两天,江青、姚文元、汪东兴都向我要这次照片的样片看。(三个人同时要看一个活动的照片样片,这还是第一次,可见此次活动的重要性)。我洗了三份样片,给他们三个人寄去。每份有七、八张,有合影的,有几个人在一起的。

所长舍不得“浪费”人才,便把制订、实施全所质量管理体系的工作交给毛远新负责。那两年,毛远新拖着两条病腿,蹬着一辆旧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常常加班加点,成为全所下班最晚的人,终于全所顺利通过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多次评审。毛远新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得到全所上下的一致称赞。

胡绩伟的这本回忆录名为《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在书中,胡提到毛泽东去世后,包括四人帮和华国锋在内的高层8人曾经在毛的遗体前拍摄了一张照片,而这张照片最终成为压垮华国锋的最后一根稻草。

照片送去后,江青首先选定了六、七张,其中有合影两张,一张是八个人挽手的,一张没有挽手的。江青选定后,写了一张条子,大意是:国锋、洪文、春桥、文元、锡联、东兴、远新,我意每人洗一套留作纪念。

进所不久,一次全所党员开会,毛远新坐在办公室“岿然不动”,一位同事奇怪地问:“你怎么不去开会?”

据胡书中披露,1980年初,《人民日报》得到了一张十分重要的照片,这张照片令人大吃一惊。随后这张照片和拍摄经过被送到了时任中纪委书记的陈云手中。

七个人都在条子上划了圈。江青把她选定的样片连同上面七个人圈阅过的条子一同寄给我,要我放大八套,并在条子上写上"退江青"。过去江青洗照片时从来不把其他中央负责人圈过的文件给我看。这次她完全可以叫我放大八套照片就行了,不知什么原因她将圈过的条子寄给我。

毛远新坦然地说:“我又不是党员。”

这是一张很不容易保存下来的、一度引起党内震动的“八人照片”。照片是在毛泽东去世后第三天凌晨拍摄的,照片中可见包括江青等四人帮以外,还有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和毛远新,他们手拉着手站在毛的遗体前。

胡绩伟在书中承认,〝这个材料对于以后促成华很快下台起了什么作用,我也不得而知。当然,不会是最主要的作用,恐怕也不会是微不足道的作用。

“你怎么不是党员?”这位同事觉得不可理解。一个在空军工作了十几年,又转业到省级公安机关工作了多年的人,居然会不是党员?他满目狐疑。

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中南海摄影小组(正式名称是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组长杜修贤。拍摄的经过很神秘,杜对此有过详细叙述。1980年2月,杜修贤找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秦川,谈到这张照片的情况,秦要他把经过写下来。2月22日,胡绩伟和秦川一起把杜写的拍摄经过的信件连同照片一起送给了陈云。

从1976年到2002年,华国锋职务虽一降再降,却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员。有代表询问为什么没有提名华国锋为十六大中央委员,中直机关小组召集人解释说,主要是考虑他已是81岁高龄,身体也不好。

毛远新笑着说:“过去想入党,但条件不够。现在年纪大了,也不想入了,反正入不入党一样能为国家干事。”

这封信的底稿抄录如下:

新中国成立后,华国锋先后担任过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区专员公署专员、中共湘潭地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等职。1959年,毛泽东到长沙并回家乡韶山,此间认识了湖南省委的华国锋,并给他留下了忠厚、老实的不错印象,从此进入了毛泽东的视线。

“是不是因为家庭成分?”

陈云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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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上一张很重要的照片。

“文化大革命”期间,华国锋于1968年出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任省革委会代理主任。1969年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也许吧。”毛远新似是而非地微笑回答。

我叫杜修贤,粉碎四人帮以前,一直是中央外事摄影协作组的组长(兼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长期负责拍摄有关毛主席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我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毛主席逝世以后第三天)早上拍摄的。

1971年,华国锋调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副组长,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973年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含泪枪毙贴身警卫,毛主席去世后。由于刑满后还要剥夺政治权利4年,毛远新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到了基层普选的日子,全所职工都要排队参加投票,一个人也不能缺席,怎么办?所长就提前安排他到外地“出差”,顺便去检查治疗腿病。

九月十一日晚上,我在人民大会堂准备悼念毛主席的摄影活动时,汪东兴对我说: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华国锋于2月出任国务院代理总理。同年4月“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经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其接班人地位由此确立。

毛远新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态度在全所有口皆碑,加上待人处事质朴谦和,他几乎年年被大家推选为研究所的先进工作者,放大的照片挂在大门口。

"你带上照相机跟我去。"我当时没有带照相机,借用别的同志的照相机和三个胶卷,向汪东兴报到。汪问我:"你带了几个卷?"我说三个。汪东兴又说:"多带一些胶卷。"我又去借了一些胶卷。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修建毛主席纪念堂,让人民永远瞻仰毛主席遗容;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后经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追认),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1997年,上海某报透露了毛远新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研究所工作的消息。“李高工就是毛远新”在研究所已成心照不宣的事实。好在一起共事多年,大家早已熟悉了毛远新的处事为人,不仅没有另眼相看,反而更加敬重,只是没有主动去捅破这层窗户纸,许多人已成了他的好朋友。

汪东兴对我说:"你和我一起走,坐我的车。"我就跟汪东兴一起走出大会堂,坐了汪东兴的随车,跟在汪东兴的车后面。但我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去照什么像。

1980年9月,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又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1987年11月的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继续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毛远新和女儿李莉也经历了由完全陌生到父女情深的过程。

进了中南海,到了毛主席的住处,下车后,汪东兴把我带进为毛主席新修的住所,叫我在过道的一个小房间里等著。这时已是九月十二日的早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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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李莉1977年1月出生时,毛远新刚刚被关押3个月,妻子全秀凤也正在隔离审查。女儿10个月时高烧不退,因长时间大量使用青链霉素,导致双耳失聪。

我在过道里等了有四十分钟后,才看到华国锋、陈锡联同志,还有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从里面的房间走出来,有的一边走,一边剔牙,我才知道他们在里面才吃过饭,上厕所去。

从1976年到2002年,华国锋职务虽一降再降,却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员。在2002年召开的中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华国锋仍是大会代表,依然在中央直属机关小组,但他请了病假,没有参加会议。有代表询问为什么没有提名华国锋为十六大中央委员,中直机关小组召集人解释说,主要是考虑他已是81岁高龄,身体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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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姚文元看到我时,对我说:"我也打电话找你,今天要你完成一个重要任务。"江青看到我时说:"你就带了一个闪光灯?又是平版光。"

华国锋没有进入“十六大”中央委员会,引起了西方舆论的关注。路透社评论说:“毛泽东钦点他接班,邓小平让他退位,即将离任的党总书记江泽民和他的同事,安排他平静地结束了政治生涯,这个传奇人物就是前中共主席华国锋。”一名驻北京的外国外交官说:“这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如果中国共产党决定第三代领导都必须退,那么华国锋也应该离开。”

1982年毛远新第一次见到随妻子探监的女儿,又惊又喜,他多么想把5岁的女儿紧紧抱在怀里,莉莉却瞪着一双充满恐惧的大眼睛,迅速躲到母亲身后,说什么也不让这个陌生人碰自己一下。

我觉得当时的气氛很紧张,我没有讲话。我这时还不知道要照什么像。过了一会儿,把我叫到停放主席遗体的大房间里,其他人员一概免入,就连张耀祠、张玉凤也不得进入。

一名“十六大”代表曾这样描述华国锋目前的生活现状:深居简出,勤练书法。他最近看到华国锋的一幅字,“鲲鹏展翅”4个颜体大字写得浑然大气、骨力毕现。

后来,一家3口虽然住进了上海一间13平方米的房间,莉莉却总是躲到舅舅房间里,毛远新想摸一下她的手,她都赶紧缩回去。加上语言交流困难,父女之间难以沟通。“是我连累了她……”自责使毛远新难以入眠。

接著,他们八人走进来,每人围绕停放主席遗体的床走了一圈后,八个人排成一行在主席遗体前照合影。从左至右是: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照完合影后又手挽手在主席遗体前照合影。

华国锋对自己的言行十分严谨,虽然他仍然享受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待遇,可以到全国一些地方走访,却很少离开北京,也从不议论时政。华国锋身边的人和友人,现在习惯称他为“华老”,对于这个称呼他感到很自然。

从帮助女儿学习入手,毛远新父女关系开始起变化。考虑到聋哑人将来的生活自立,毛远新引导女儿课余时间学习美术,手把手地教她素描、水粉、透视学。初中毕业后,莉莉考上了上海聋哑青年技校美术班。毕业后,莉莉走上工作岗位,毛远新又引导女儿工余时间学习电脑。莉莉后来考上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聋哑人成人教育大专班,2000年拿到了毕业证书。现在,毛远新正帮助女儿学习英语,准备参加升本的考试。

照完后将主席遗体运大会堂。当时我想:为什么叶副主席没有来呢?看当时的情况是很正式的在主席遗体前向主席致哀告别。

华国锋与毛泽东之间有着不可割断的渊源。他是毛泽东选定的继承人。毛泽东是他的恩师,毛主席纪念堂是在他手中修建起来的,他对此怀有超乎常人的深厚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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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主要负责人都来了,虽然政治局委员不全,但副主席、常委都在,就少叶副主席。叶副主席当时又在北京,身体很好,无论如何叶副主席是应当参加的。

“毛主席纪念堂”这几个字也是华国锋所题,他不担任领袖后许多题字都被换下,而这几个字却保留下来。

随着女儿学业和工作的进步,父女之间的情感越来越深。现在已是李莉处处主动关心照顾年老的父亲了。

如果说只是负责主席医疗组的中央领导人向主席遗体告别,姚文元、陈锡联又不是负责主席医疗组的成员,他们两人为什么又参加呢?我对这个问题不理解。

华国锋虽然深居简出,每年有两天必定外出,那就是在12月26日和9月9日,带着家眷和随从去毛主席纪念堂。每次瞻仰毛泽东遗容,华国锋都亲自喊行礼令:“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天安门往事追踪报告》,曹宏,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8月第一版)XLW

1996年毛远新全家迁入上海市政府分配的新居。毛远新的工资从1993年的600元逐渐长到了2001年的1600元。

我照完这个像以后,回到摄影部,值班记者告诉我,说姚文元来了几次电话找我。这就是说姚文元、汪东兴为此事都亲自找我,江青又说是用"平版光",可见照这个像,江青、姚文元、汪东兴事先是计划好的。

华国锋生前曾吩咐后事:“让我回卦山吧,那里树多,清净。小时候在那儿,打游击也在那儿……”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他的骨灰暂时安放在北京八宝山。

2001年2月,毛远新退休,按高级技术职称标准,每月领取1080元的养老金,并享受烈属待遇。

过了两天,江青、姚文元、汪东兴都向我要这次照片的样片看。(三个人同时要看一个活动的照片样片,这还是第一次,可见此次活动的重要性)。我洗了三份样片,给他们三个人寄去。每份有七、八张,有合影的,有几个人在一起的。

2008年9月22日,华国锋之子苏彬、苏华以及华国锋的老秘书曹万贵来到交城卦山,为华国锋选择墓址。亲属提出选择墓地的“四不原则”,即“不占用耕地、不与民争地、不破坏环境、不损坏古迹”。他们选中卦山南麓的荒山石坡,作为墓地。

毛泽东有两位胞弟,有两个亲侄子:毛远新是毛泽东大弟弟毛泽民之子。贺麓成则是毛泽东小弟弟毛泽覃之子。毛远新具有很高的着名度,由于他是“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一度成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他深得毛泽东和江青的信任,差一点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XLW

照片送去后,江青首先选定了六、七张,其中有合影两张,一张是八个人挽手的,一张没有挽手的。江青选定后,写了一张条子,大意是:国锋、洪文、春桥、文元、锡联、东兴、远新,我意每人洗一套留作纪念。

游击队里的“华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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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人都在条子上划了圈。江青把她选定的样片连同上面七个人圈阅过的条子一同寄给我,要我放大八套,并在条子上写上"退江青"。过去江青洗照片时从来不把其他中央负责人圈过的文件给我看。这次她完全可以叫我放大八套照片就行了,不知什么原因她将圈过的条子寄给我。

地处吕梁山脉的交城,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山地,交城县城北3公里的卦山,便于周旋和隐藏,是当年与日军打游击的好地方,也是华国锋当年打游击的据点之一。1939年,18岁的华国锋担任抗日根据地晋绥边区第八专区汾阳县牺盟会特派员,在汾阳一带,开展抗日游击工作。

毛远新缘何被“保护审查”?

胡绩伟在书中承认,〝这个材料对于以后促成华很快下台起了什么作用,我也不得而知。当然,不会是最主要的作用,恐怕也不会是微不足道的作用。

1940年初,19岁的华国锋在山西交城县担任了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1945年,24岁的华国锋担任了中共交城县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从此,人们称华国锋为“华政委”。诚如那首交城民歌所唱:“交城的大山里来了游击队,游击队里有咱的华政委。”

毛泽东的良苦用心

1985年8月12日,陈永贵住进北京医院。他得知自己得的是肺癌,便不再吃药。因为他觉得,那是在给国家浪费钱,反自己也没救了。医生们一直鼓励他说,能够治好。陈永贵却摇摇头说:“周总理得的也是癌,能治好还能不治?”

1949年1月,28岁的华国锋担任中共晋中第一地区委员会宣传部长。这时,华国锋与韩芝俊结婚。

毛远新的生父是毛泽民,生母是朱丹华。1941年2月,毛远新出生在新疆。1943年9月,毛泽民被盛世才杀害于迪化,朱丹华带着不足3岁的毛远新继续坐牢。

华国锋闻讯,倍加痛心,当天就赶到病房探望。这位前国务院总理安慰前副总理说,“在这里住吧,挺不错的。现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顿饭没有五元是不行的。”闲聊了一会儿,华国锋告辞。陈永贵当年在政治局的朋友和同事纷纷也前来探望,其中有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中国南方,中共中央决定从华北抽调5万名干部随军南下,以便接收南方的城乡。武光回忆说,当时华北的干部差不多是“走一半,留一半”。武光和华国锋都是属于“走”——南下的。

1945年7月,经组织营救,未被盛世才杀害的共产党得以出狱。朱丹华与毛远新出狱后到了延安,此时,毛远新才4岁多。毛泽东在延安见到毛远新后,自然想起一直跟随自己干革命的亲弟弟毛泽民,他百感交集,对毛远新也格外钟爱。

陈永贵去世的第三天,在八宝山火葬场的一间告别室里,聚集了200来位并不引人注目的人。这里有陈永贵的亲友,有大寨代表,有东郊农场的职工,但是没有高层领导人。

1949年8月,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阴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决定华国锋命运的是1952年,他调任湘潭县委书记,1954年,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湘潭是毛泽东的家乡,华国锋成为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

后来,朱丹华改嫁方志纯并到江西南昌工作,毛远新随行。但朱丹华认为,毛远新毕竟是毛家的骨血,因此一直打算把毛远新送到他伯父毛泽东那里。

但当天下午2时55分,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华国锋!华国锋目不斜视,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站了许久,看了许久,流着泪慢慢地绕着陈永贵走了一圈,又一言不发地与陈永贵的亲属一一握手,匆匆告别而去……

起伏的命运

1951年,朱丹华到北京开会,也把毛远新带上了。开完会,朱丹华带毛远新进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见到10岁的毛远新很聪明,心情格外高兴。

陈永贵去世后,官方承认他曾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而老百姓仍叫他“永贵大叔”“永贵爷爷”。

1955年夏,毛泽东第一次注意到了华国锋的名字。那年7月,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华国锋学习报告后,写出数篇呼应文章。这些带有浓郁湘潭乡土气息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1955年秋,毛泽东来到湖南视察,在长沙第一次接见了担任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面相忠厚的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老实厚道、忠诚可信的印象。

江青也很高兴,把毛远新拉到自己身边,看了又看,还让毛远新在自己身边坐下。朱丹华向毛泽东提出,“小豆子”想在北京上学。

陈永贵之墓的层层台阶。这台阶一共有228级,分为三部分组成,其中一组为8个台阶,两组72阶,两组为38阶。细心的人会发现,这每组台阶都有丰富的寓意:8个台阶象征着陈永贵在中央工作8年;38个台阶象征着陈永贵38年的党龄;72个台阶寓意着陈永贵终年72岁。

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问题牵连到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毛泽东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由于毛泽东的看重,1970年11月,华国锋当选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此后,华国锋地位一路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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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的第一任妻子是李虎妮,1941年,26岁的陈永贵与这位山庄头村贫农女儿结了婚。她是个勤快人,常常早上不到5点钟就起床,先出去割草,然后回来做饭。她会当家,很爱干净。

在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华国锋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

毛泽东一听就明白了,他当即同意毛远新到北京来。江青也非常高兴,说,“小豆子”就住在我们这里好了,到育英小学去读书,和他姐姐同在一个学校,这不更好吗?毛泽东同意江青的意见,这件事就定了下来。

1943年,长子陈明珠出生。陈永贵认为子女不能沾父辈的光,所以至今陈明珠都还在山西昔阳,而陈明珠是兄弟姐妹中职位最高的,曾做到昔阳县委宣传部部长,在这个岗位上干了20多年,现在已经退休。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央军委主席。此后,华国锋仍是中共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

在毛岸英牺牲、毛岸青长期生病的情况下,毛泽东实际上是把毛远新看作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关心他、培养他。但毛泽东工作忙,生活上毕竟难以对毛远新照顾得很周到。

他退休后经常参加各种有关于父亲的纪念活动。

2002年2月中共十六大召开时,已经81岁的华国锋由于年事过高,没有成为十六大中央委员候选人,但仍是十六大特邀代表。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召开时,86岁的华国锋依然是特邀代表。

江青看出了毛泽东的心思,加之她自己无子,所以就把毛远新视同己出,对毛远新在生活上多方关心照顾,时间一长,还真的培养出了类似母子的感情来。毛远新称江青为“妈妈”,江青则总是叫毛远新的小名———“小豆子”。

陈明珠当年也是响当当的人类,曾经受过许多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后来在昔阳县工作,居住在昔阳。每当父亲的纪念日,他会来故居来陪陪父亲。

叶落归根思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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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亮,陈永贵最小的儿子,2002年,陈明亮还是澳大利亚成功商务集团董事和广东东莞新率食品有限公司的集团主席。而今天,陈明亮已经是北京福阅投资公司和重庆正一实业有限公司的总裁。

华国锋生前曾吩咐后事:“让我回卦山吧,那里树多,清净。小时候在那儿,打游击也在那儿……”

1960年,毛远新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101中学毕业,凭自己的本事,当年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之后又想进“哈军工”,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转入了“哈军工”。

陈明亮说,这期间,他有很多赚大钱的机会,但都放弃了。“有的事情也许陈明亮可以做,但陈永贵的儿子不能做。我不能给父亲争光,至少也不能给他丢脸。”

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1964年暑假,毛远新回北京休假,他仍如从前一样,经常在毛泽东身边。7月5日,毛泽东对即将大学毕业的毛远新谈到了大学毕业应该选择什么方向的问题,于是后来有了题为《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纪要》一文。

“我父亲临走前最放不下的就是我,1986年我正面临高考,他本来打算看我上完大学的。”讲到父亲的去世,陈明亮的眼圈红了。“他去世那天,掉着眼泪说,他原来打算再活四年,现在看来四个月也不允许了,陈家没出过大学生,我想看着明亮大学毕业。”宋玉林老人说到。

此文件一下发,毛远新的名字和身份,一下子为全国所知晓,也为中央高层所注意。

陈明亮是陈永贵唯一有北京户口的孩子,“如果当时我是18岁,生活能够自立,肯定也是来不了的。”陈明亮说,父亲认为子女不能沾父辈的光,所以至今他的哥哥姐姐还都在山西昔阳。他从1998年起就定居澳洲了,当然国籍还是中国。

1965年,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毛远新到部队当兵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对政治十分感兴趣的毛远新,决心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

陈明亮精心保存着父亲的影集,除了标志性的农民打扮,几乎在所有的照片里都开怀地笑着,那是一种心底无私的笑。陈明亮说,我父亲没有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精神财富是我们几代人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此后,他响应号召重返“哈军工”,一举成为学校造反派领袖,1968年5月当上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不久,他又担任了沈阳军区政委。

一、传奇人物陈永贵,备受毛泽东、周恩来赏识

1975年9月27日,毛远新从辽宁赴新疆参加自治区建区20周年庆祝活动,路过北京时去见毛泽东。

陈永贵,可谓红墙记事中的传奇式人物。可以说,亦堪称那个年代政坛之异类。这个憨厚老实的山西昔阳人,先后曾担任过昔阳县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大寨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兼山西省委副书记。后来,升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1980年9月,又兼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可谓史上奇迹。

毛泽东在与毛远新的谈话中感到,毛远新有地方工作“经验”,谈话中对“政治问题”有自己的见解,为此很高兴。毛泽东这时已有一个打算,就是想把毛远新留在北京,留在他身边,当他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

陈永贵之所以取得这样的地位,这一路上,不单单是靠他自身努力的结果,也跟他生逢伯乐有密切联系。

以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他的这个意见提出来后,中央很快就同意了。

第一个赏识他的人是贾进才。他首先是贾进才组织的互助组组员,1948年,经贾介绍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由贾大力推荐被评为省级劳模,再接着,贾进才主动让贤,他得以出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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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毛远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达”起来的,在思想根子上与“四人帮”是一致的,成了毛泽东的联络员后,与邓小平在政治上格格不入,对邓小平领导的整顿也“看不惯”。他利用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开始说邓小平的坏话,后来竟成了倒邓的急先锋,尤其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上蒙蔽躺在病床上的毛泽东,导致邓小平再次下台。

毛远新引火烧身

毛泽东逝世后,毛远新作为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联络员的任务本已经完结,但是,他个人的野心以及他与江青的特殊关系,使他头脑发热。他竟然找到江青,请江青在华国锋面前提出要求,把他留在中央工作。

9月19日,江青给正在人民大会堂处理事情的华国锋打电话,要求开紧急常委扩大会议。江青还要求,让毛远新也参加常委扩大会议。

华国锋不同意开会,江青就一再打电话,非要开不可。最后,江青亲自跑到人民大会堂来,逼着华国锋开会。华国锋和几个政治局委员只好坐下来,听江青说什么。

江青提出,要把毛泽东的书籍、文件,交给她与毛远新保管,“因为我是毛泽东的妻子和秘书,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华国锋不同意。

张春桥提出,可交给张玉凤保管,由毛远新帮助张玉凤登记、整理。江青就与华国锋争吵起来,一直吵了5个多小时,华国锋也没有让步。

后来,华国锋说,这次会议,叶帅、先念没有参加,不是常委会,不算数。江青也只好回去了。之后,江青每天都去找张玉凤,纠缠着要由她和毛远新保管毛泽东的文件,还从张玉凤那里骗走了两份。张玉凤赶紧向汪东兴和华国锋汇报。华国锋和汪东兴一致意见:必须追回这两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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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继续开时,“四人帮”轮番攻击华国锋,让他表态把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华国锋、汪东兴等干脆不讲话了,任由他们说。

等“四人帮”吵嚷累了,说话声音小了一些时,华国锋问江青:“你究竟想干什么?”江青说:“开三中全会,毛远新留下起草政治报告,确定人事问题。”这句话暴露了他们的野心。华国锋明白了他们的用意,是要让他交权。对此,华国锋是绝不让步的。他斩钉截铁地说:会就开到这里,毛远新回辽宁。叶剑英、李先念不在场,开三中全会问题不讨论,开也要由我作报告,由我准备。

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应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他起身就走。

中央对他实行“保护审查”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与“四人帮”彻底闹僵了。他也认识到了“四人帮”的野心,决心粉碎“四人帮”,办法是团结政治局多数同志,把“四人帮”抓起来。

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亲自坐镇指挥,在抓捕“四人帮”的同时,他们没有忘记毛远新。

当天晚上,毛远新吃过晚饭,给自己在沈阳的妻子全秀凤打了一个长途电话,便在他的房间里看电视。突然,毛泽东生前卫士李连庆走了进来。

毛远新见李连庆来了,一愣,但仍然不知就里,急忙打招呼:“老李,有什么事?来,一起看电视。”李连庆对毛远新说:“想给你换个地方。”毛远新还不明白,说:“换到哪里?我得收拾一下。”李连庆说:“不用了,现在就走。”话说到这里,毛远新才听出李连庆话中的意思,双眼盯着李连庆,问道:“你来抓我?”这时,中央警卫团负责人张耀祠率领警卫员走进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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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祠向毛远新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要对你实行“保护审查”(当时为了把毛远新与“四人帮”区分开,特意用了这个名词),你要交出手枪。

毛远新大怒,高声叫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一声令下,警卫员上前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毛远新没有反抗,被警卫员押走了。

上海的“李实”工程师

毛远新被“保护审查”后,先在中南海一处地下室关着,很快即被送到秦城监狱。

这是毛远新“一进宫”。

由于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亲侄子,与“四人帮”也不完全一样,因此,在监狱里,他还是受到了很好的照顾。关押他的监房较为干净、整洁,一日三餐吃得也算好,每天有自由活动的时间。

他能读到报纸,可以看书、听收音机,后来还可以在固定的时间里看电视,身体若有不适,监狱方面就会从城里找来医生为他诊治。

上世纪80年代初,王震亲自到秦城监狱,找毛远新谈话。王震在谈话中提出,对于毛主席晚年犯的一些错误,是否写材料回忆一下,你毛远新是否承担一些责任?他还流露出,这也是邓小平的意思。

毛远新提出:在监狱中没法写。于是,在王震的关照下,秦城监狱方面以毛远新治病需要好一点的条件为名,让毛远新“出狱治病”,在秦城监狱外边不远的一处房子里,给毛远新单独辟了一个房间,让他在那里吃、住,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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